在过去的6天时间里，李舒萌（康奈尔大学社会学博士生）、李喆（围棋国手）、傅适野（「随机波动」主播）和冷建国（「随机波动」主播）四个人在四个地方，以协同写作的方式，写成了这份对于“那不勒斯四部曲”及《我的天才女友》剧集的报告。在写作过程中他们意识到，这份报告正慢慢变形为一封封写给友人的书信（虽然三位女性至今都没有见过李喆），所想所写已远远超出了小说与剧集的范畴，甚至超越了对费兰特女性写作的分析、对女性之间爱和嫉妒的分析、对亲密关系可能性的分析，而延展向更为私密深层的个人经验与更为广阔深远的公共领域。
报告目前共计6部分，依次为【关于友谊和脆弱的探讨】【关于情感与亲密关系的探讨】【关于真实与虚构的探讨】【关于剧集的探讨】【关于母亲的探讨】【关于理论与生活的探讨】。在这份长达2万字的文本对话之中，话题不断延伸，语言彼此交锋，观念相互启迪，四个人的情感与思考如同四条溪流交汇而又分岔，蜿蜒通向远方。
这种协同写作的形式充满活力、令人激动，与录制播客不同，参与者得以持续思考、互动、补充、润色，在充分的时间与空间中完善自己的叙事，甚至逐句逐字打磨（直到凌晨三点半）。最终呈现的版本在很大程度上尊重了最初的讨论顺序和写作结构，因为他们在大段的文本中展现出了一定程度上的写作自觉。
无独有偶，今年一月，一本名为《费兰特书信集：集体批评实验》（The Ferrante Letters: An Experiment in Collective Criticism）的新书在美国出版，作者是四位（也是四位！）年轻的学者和批评家，书中收录了她们关于“那不勒斯四部曲”的书信往来。这项思想实验与莉拉和莱农的友谊形成了互文和对照，作者之一萨拉·奇哈亚（Sarah Chihaya）提到，“我想知道，如果可以真正地彼此相处、相互渗透、深入沟通（就像莉拉和莱农一样）而不迷失于其他的头脑之中，那么是否有一种方法可以让我们在团结中保持独立的自信？”
这或许也正是舒萌、李喆、适野和冷建国四个人试图通过协作探索的问题。他们不仅仅以费兰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以及即将出版中文版的文集《碎片》）作为讨论的主题和素材，同时也在回应费兰特一直以来对女性思考、生命经验、书写表达的坚持。在四部曲第三本《离开的，留下的》之中，莱农说，“女性头脑的孤独令人遗憾。”（The solitude of women's minds is regrettable.）也正因此，在这篇推送之后，他们的协同写作计划将持续下去，如有合适的机会也将在未来呈现给大家。
01 关于友谊和脆弱的探讨
李舒萌：回想起来，有两种持续而且强烈的情绪促使我一口气读完“那不勒斯四部曲”，一是女性之间的嫉妒，另一种是女性在情欲里感受到的脆弱。
我想男性之间也存在着嫉妒，而且明目张胆。文学作品在刻画男性嫉妒的时候，似乎很少将它塑造成一种负面情感——也许因为他们所争夺的事物被认为是值得“嫉妒”的，在胜负较量中，可能还产生惺惺相惜之情，诸如“既生瑜，何生亮”，透露的更多是悲剧英雄的感慨。
然而女性之间的嫉妒往往失去了这种高尚色彩，并且，在这种微妙竞争中的最终失势的一方甚至会被称为“碧池”。即使女性之间有结盟，也经常有一方是彻底放弃了赢得比赛的野心。何以女性就不能够在争夺中互相同情呢？我想被同性之间的嫉妒所困扰的女性，会想过这种问题。而莱农这个人物的设置，让读者很容易进入这种感情。相信大多数（女性）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会更加带入这个的角色。莱农认为自己和莉拉相比，总是在“差不多”地活着，似乎什么目的都达到了，但总是费了很大的力气，且仍有勉勉强强之感，在我读来是感同身受的。二人之间互相比较的主题——聪明才智与情感体验，也是在生活中俯拾即是。为自己不如朋友聪明而感到不安，因为对方出众的美貌而感到自卑，为了在情欲体验和其他同性上平起平坐而和自己并不喜欢的人恋爱/发生关系，莱农的自述道尽了嫉妒的幽微结构。
然而，对我来说，四部曲的动人之处也是超越性，是展示了嫉妒牵引出的复杂的女性体验，从幼年至老年，跨越了家庭/社区/阶层的边界，仿佛巨流河。女性之间的竞争不再是社会传统或者男性目光注视下的“选秀”，而是生命力的体现，带着侵略性的美感。在许多文学/影视作品的描绘中，女性并不能够在争夺中产生男性人物之间的惺惺相惜，其中一个原因是，女性只能以在男性那里达到的成就——美貌，爱情，婚姻，子女等等定义自己，因此无法超越“附属”的身份来认识自己的境况。与女性之间的妒忌相对的，是她们在男性面前的顺从——她们只被允许渴望男性的恩赐，而不能渴望男性所渴望的事物。男性人物的挣扎，无论结果如何，常被认为是一种自我实现的实践，奥德赛在海上十年的漂泊，也是英雄的传奇，相比之下，女性的挣扎就很少在文学中得到这种礼遇。而四部曲展现了这样一种可能，即女性对自己的认识不需要一定以男性为参照。在费兰特的小说中，女性之间的关系不必再以男性的存在作为媒介，在母子/夫妇/婆媳/妯娌这些实际上以男性为核心建立的关系之外，还有“朋友”，以及超越私人关系的社区政治（在莉拉对那不勒斯的复杂感情以及莱农与社会运动的渊源中都有明确的体现）。而正是嫉妒/竞争引导两位主人公实现了这些越过了男性的关系。
嫉妒意味着欲望，而长久以来女性的许多欲望都是被谴责的，你不该想要这个或那个。费兰特则将欲望置于故事的核心，欲望是驱使生命拓展的动力。但女性的欲望不一定是“女性化”的，例如书中提到当莱农看到尼诺写的东西很好，心里也会有嫉妒。这种嫉妒把她对尼诺的感情从完全浪漫化的依赖里区分出来。与其说她很爱尼诺，不如说她非常想成为尼诺，体验掌握知识的快感，这与她对莉拉的感情是类似的。无论是以歇斯底里的摧毁，还是沿着“择优录取”的阶梯一步步攀爬 ，莉拉和莱农都将经验的版图扩张到了她们的母亲/姐妹/社区其他女性不曾达到的地方。如果说自我一定是在关系中成就的，那么这些脱离了男性中心的关系就为自我提供了新的参照。广泛庞杂的关系突破了女性生命故事的传统结构，“新名字的故事”因此成为可能。
女性在情欲里的脆弱性也是文学题材中经常出现的。情感被置于女性生命体验的中心，女性被塑造为更易受伤的一方，情感的挫折可能成为毁灭性的力量。这在两位女主人公对尼诺的感情中都有展现。然而读完整部书，并不会觉得她们是“弱者”，反而因为这些挫折更加坚韧而丰富了。尤其对莱农来说，与尼诺在一起的时光对她来说并非只是弥补了青春的遗憾，更是让她感受到自己的创造力，体会到创作带来的愉悦。尽管尼诺不断的谎言和出轨带来了巨大失望，但莱农也因此认识到他的“聪明”不过是一种幻象，因此在第四部中有一种恍然大悟的解脱感。“脆弱”并不一定是弱点，在费兰特笔下，它成为自我探索的契机，是面对全新经验的纵身一跃。同理，“从不失控”也可能是因为从未打开经验/情感的闭环。
傅适野：“脆弱”并不一定是弱点，而是一种自我探索的契机，非常赞同。费兰特塑造了好几个“脆弱的”女性，这里脆弱并不是虚弱，也不是软弱，也不是无能，而是一种不惧怕让自己陷入绝境跌入谷底而后绝地反击的勇气。莉拉是这样，费兰特另一本小说《被遗弃的日子》的女主角奥尔加也是这样。
在第二季莉拉去海边疗养时，作为叙述者的莱农这样评价莉拉：她看上去很强大，但实际上很脆弱。其实从小到大莉拉都是这样的，她一再陷入绝境，也一再尝试绝地反击。在她小时候被街区的男孩欺负的时候，在她被父亲从自家的窗户扔出来直接摔到扬起一阵灰尘的街道上的时候，在她明明成绩优异才思敏捷却无法继续读中学的时候，在她与街区的男性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女性仅仅是一种可供男性（是父亲、是哥哥、也是她的追求者）交换和把玩的战利品而非具体的、需要被尊重的人的时候，在她结婚当天的宴会上发现自己被丈夫和父亲哥哥联合欺骗的时候，在她在新婚之夜就被以一种粗暴的、残忍的方式强奸的时候，在她结婚后一次又一次遭受丈夫的语言暴力和肢体暴力的时候，被剥夺感、被撕裂感和被摧毁感构成了她人生的核心——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被剥夺爱一个人的权利，被剥夺享受性的权利。
但莉拉从不逆来顺受，她是那种能够带着被剥夺感继续前进的人，那种在被撕裂后把破碎的自己一片片捡起来重新缝补的人，那种在被摧毁后咬着牙让自己变得更强大更耀眼的人，那种穿着美艳涂着亮丽醒目的口红走在城区好让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于她的人。于是虽然没有继续读中学，但她没有停止学习、停止思考。她会去图书馆借阅图书，会自己学习拉丁语，会阅读小说和戏剧，也会和莱农一起讨论地理或者化学。于是虽然走进了一段充满暴力名存实亡的婚姻，但她没有停止去享受爱享受性，她会和尼诺相爱，在真正的爱情中找到自我，毅然离家出走，也能在爱情消失之后果断离开。这就是莉拉的“脆弱”，莉拉“面对全新经验的纵身一跃”，从童年到老年，她一直都在践行这样的“纵身一跃”。
而在费兰特的《被遗弃的日子》里，女主人公奥尔加也是如此。《被遗弃的日子》出版于2002年，是费兰特的第二本小说，远远早于“那不勒斯四部曲”。故事讲的是一位三十八岁的家庭主妇奥尔加在和丈夫共同生活了十五年后被毫无征兆地抛弃，而后陷入抑郁、自我怀疑、自怜自艾到最后逐渐恢复和重建自我的过程。
奥尔加无疑是“脆弱的”，不像莉拉从小就体会到那种绵长而缓慢的被剥夺感，奥尔加的被剥夺似乎就是一瞬间的事，就在她三十八岁的某天一个刚吃完中饭的下午，丈夫突然宣布他要离开她。毫无准备、突如其来，奥尔加的世界崩塌了，她陷入绝境，她丧失语言、丧失行动、丧失感官、丧失对家庭空间秩序的掌控，也疏于对两个孩子和对宠物狗的照料。在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一段时间后，她醒悟和重生，开始恢复语言、重获感官、再次行动、修复秩序。
02 关于情感与亲密关系的探讨
傅适野：费兰特在书信集《碎片》中谈到，“奥尔加是那种对自己践行一种明确监控的女性。此前代际的女性被父母、被兄弟、被丈夫、被社区密切看管，但她们并不照管自身。或者她们也有，但她们是在模仿那些看管者，像是她们自身的狱卒。而奥尔加更像是一种既新生又古老的监管的产物，这种监管必须和拓展她们自己的生命相关。监管展示了一种警觉性、警惕性，唤起的并非凝视，而是一种对于感知到活着的渴望。男性将监控转为一种哨兵的行为，一种狱卒的行为，一种间谍的行为。而如果很好地被理解的话，监控更多的是一种整个身体的情感倾向，一种整个身体之上和周围的延伸和繁荣…… ”（费兰特所说的这种监控surveillance也很值得注意，在福柯关于surveillance的理论大行其道的当下，她似乎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解读方式）
在这里，或许我们也可以把“脆弱性”和“活力”（也就是费兰特在书中所说的vigor或者vigenza）联系起来。那种能够敞开自己纵身一跃的女性，往往不遗余力地拓展自身的生命体验，也往往能够强烈地感受到对于活着的渴望。她们极具侵略性，她们猖獗蔓延，她们强大有力。正如费兰特所言，“她们是这个时代的女主角。”她们是莉拉，也是奥尔加。
李喆：费兰特谈到的这种“监控”让我联想起托马斯曼在《魔山》里描述的自我“执政”。在我的理解中，福柯所阐发的更多是一种社会的权力结构，及其在现代社会中周密而无所不至的运行方式，但费兰特似乎反其道而用之。在福柯那里，监控是一种实施纪律的机制，是规训的一个环节，是外部对内部的限制，个体在这种监控下是收缩的，是被训练塑造的。在费兰特这里，女性自我的监控相反是从个体的生命力出发，从身体的延展出发，是由内部向外部生发，生命的枝繁叶茂是其根本的动力与美德的来源。女性天然的孕育力（生长力）是男性所不能及的，由这种“像植物的活力”生出猖獗蔓延的生命，这种“监控”与《魔山》里卡斯托普这位男性的自我“执政”确实又有所不同。
同样一个概念，我们可能已经习惯了福柯式的用法，费兰特却能发现其新的可能性。我想这是她从生活深处感知出来的理念，是跃动的生命给她的直接反馈。
感觉脆弱性与活力的联系很有意思，是否脆弱作为一种生命濒临崩塌的低潮体验，驱使人必须以生命的创造力相抗衡，从而激发出生命活力？这种激发是否在莉拉和莱农这样独立的女性身上更能够实现？
李舒萌：莱农和莉拉的性格是更有可能这样做，同时，情感常被视为女性的核心经验，这也是女性可能更难从情感的脆弱性中恢复出来的一个原因——失去了感情，就如同被剥夺了存在的基础。其实，无论对哪一种性别来说，失去真挚的感情都可能带来极度的痛苦，因为我们都渴望着亲密关系中的认同与接纳。但是在传统性别气质/角色中，男性还有许多其他重要的经验必须获得，例如功成名就。换一种表述，亲密关系不是对男性唯一重要的关系，但女性因为长期以来只能在家庭范围里活动，所以在情爱中失去的，就难以通过其他关系分散注意力或是获得补偿。Eva Illouz在书中曾讲过，在西方骑士文化中，爱而不得是一种常态，为爱而痛苦和脆弱不仅不是一种弱点，反而被视为骑士的美德——为了爱情，他是有勇气去承受痛苦的。与此同时，在爱情之外，骑士还有别的战场。
不禁想到，如果在女性平权的社会浪潮之前，情感脆弱对于女性更易有摧毁性的后果，在当代恋爱文化中，脆弱性则是整个地被强烈否定了。在《Why Love Hurts》这本书中，Eva Illouz提出一个观点，即现代爱情文化带有深深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烙印，个体被各种社会制度引导着，将亲密关系的缔结视为一种纯粹基于个人感受的追求完美对象的过程。一方面，个体偏好是极度不稳定的，也深受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也许今天喜欢这样的人，明天又喜欢另一样。同时，挑选的过程被高度理性化了，你值得最好的？不，没有最好，你值得更好的，因此关系中的任何不如意都有损于利益最大化的逻辑，都可以成为放弃关系的理由。在这样的逻辑驱使下，脆弱是非理性的，个人不应该对无法回馈自己的人产生感情羁绊，如同不应该做劳而无功的事，于是seeking love衍变成类似超市购物的体验——这个东西不行我买别的，这次不满意下次我换一家。这种对脆弱性的边缘化甚至污名化，在我看来与讴歌女性为爱牺牲一样，限制了个体经验的频谱。我好奇费兰特会如何看千禧一代的女性，就我的阅读而言，在费兰特那里，脆弱并非是强大的反义词，我们也可以把强大理解为能够从多样性的经验中不断成长和更新的能力。最后，《Why Love Hurts》这本书真的值得一读！
傅适野：情感常被视为女性核心经验这点，在文学作品或者生活中确实常有体会。我很认同舒萌说的无论对哪一种性别来说，失去感情和关系都会带来极度痛苦，对女性来说是这样，对男性也是的。只是男性的这种情感经验很少被讲述被提及——不论是在文学还是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更倾向于被隐藏被掩盖。
于是我们看到文学作品中爱而不得的歇斯底里的女性，从古希腊神话中被爱神之箭射中与伊阿宋相爱，并帮助他盗取金羊毛而后杀害自己亲弟弟，最后无法接受对方移情别恋而因爱生恨的科尔喀斯公主美狄亚，到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在《埃涅阿斯纪》中写到的与埃涅阿斯相爱但无法接受他离开因此心碎自杀的狄多（事实上有着古典学背景的费兰特在《碎片》里经常提及美狄亚和狄多，也有很多记者认为她女主人公的原型就是狄多。在《那不勒斯四部曲》中她也借莉拉之口说过：如果没有爱，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城邦，都无法继续存在。而这句话在《碎片》中经常出现，有一次费兰特写到，“没有爱的个体和城市对于他们自身和对于他人来说，都是危险的。”）但费兰特用写作更新了这种经验，她写爱而不得的女性，但这些女性不会为爱而死，而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不管是莱农、莉拉还是奥尔加都是如此，只不过莉拉和奥尔加可能采取了比莱农更加激烈的方式。
我很乐于看到这种类型的女性写作，它们展示了女性的脆弱性，也展示了这种脆弱性带来的新的生机，它们不是舒萌所说的那种对于脆弱的边缘化和污名化，也没有一味地赞颂与讴歌为爱牺牲的女性，它们是女性主义文学很好的样本。而这种样本来源于女性赤裸的生活和生命体验，来源于勇于敞开和暴露自己之后得到的伤口，来源于“果断地将一根手指放入那些仍在感染的、特定的伤口”（费兰特语）的勇气，来源于消除安全距离、消除任何边界、在经验世界沉浸再沉浸、对生命体验穷尽再穷尽后的涅槃重生。
“这种激发是否在莉拉和莱农这样独立的女性身上更能够实现？”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我想如果延伸开来说，也许这并不是独立女性与没那么独立的女性之间的区别（其实要如何定义独立也值得探讨，莉拉和莱农在何种意义上是更加独立的女性呢？），而是女性和男性之间的区别（无意挑起性别对立）。如果像李喆所言，“脆弱作为一种生命濒临崩塌的低潮体验，驱使人必须以生命的创造力相抗衡，从而激发出生命活力？”那么在现实中，在现有的性别和权力结构下，往往是女性，而非男性，更经常体会到这种“生命濒临崩塌的低潮体验”，也就是我在上面写过的“被剥夺感”。这也是舒萌在上面提到的，骑士即便情场失意，但仍然有战场，也是我们在去年《知识分子的情爱》中谈到的，斯通纳就算再边缘再失意，起码他还可以退回到文学的世界，而他的妻子却被困在原地，困在家庭主妇的身份和躯壳里。从这个角度而言，是否只要性别不平等继续存在，这种有关脆弱性的书写就只能是属于女性的“弱者的武器”呢？
李喆：确实我也觉得男性的情感脆弱常常被掩藏，掩藏最少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诗化/悲剧化，一种是在情感之外找到新的生命出路。这种掩藏的一个动机可能是男性脆弱被认为是不符合“男性气质”的。
03 关于真实与虚构的探讨
李喆：这部作品有一个很打动我的地方是它的“真实”。我在用这个词的时候有点犹豫，因为我感觉在当代社会这个词有一点被简化了，我们经常能听到类似“这个人好真实”、“这部作品很真实”这样的正面评价，意思是不矫饰，不掩藏。但是，那种“真实”也有可能其实是另一种方式的迎合、另一种方式的掩藏，而舆论和市场常常乐于奖励这种眼见的“真实”，于是“真实”成为一种策略、一种人设，甚至成为被贩卖的商品。
费兰特这部作品让我重新去思考什么是真实的问题。把我们所经历的和想到的说出来，这很重要，但似乎还不够。比如一个告密者、一个种族主义者、一个厌女者，他的言论和行为在他而言同样是“真实”的，甚至在一定的文化条件下会被认为是“勇敢”的。那不勒斯四部曲让我感觉到，“真实”是与你对世界复杂性的体验和理解相关联，与你对生活的觉察和对知识的反思相关联。探寻“真实”所要面对和抵抗的，既有“只能这么讲”的绝对主义，也有“怎么讲都可以”的相对主义，这条路并不容易，它需要真正的智慧和勇气。
对莱农和莉拉而言，那不勒斯街区的传统权力结构作为生存背景一直笼罩在她们的头顶上，充斥于她们的生活之中，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她们的“真实”便像柏拉图的洞穴喻一般，只是一些影像而已。在这个意义上，“真实”意味着睁开眼，也意味着一些随之而来的危险。
《新名字的故事》里，在海岛上莉拉重新开始读书，然后对尼诺和莱农讲刚读到的贝克特戏剧里的故事：“丹·鲁尼是个盲人，但他觉得这并不重要，因为看不见，让他的生活更好。甚至有一天他想，要是变成聋哑人，他的生活会不会更像生活——一种纯粹的生活。”这个故事莱农一时不能理解，但对莉拉而言，这可能意味着一个决定终生的选择。选择做一个盲人、聋哑人，意味着接受现有的结构，听从指挥，完成被指定的道德责任，与周遭融为一体，这样度过一生会不会更幸福、更“像生活”？一旦她睁开眼，看到权力压迫已充斥于她的日常生活，而每一次反抗都会付出或大或小的代价，她就会陷入一种难以摆脱的挣扎，一种结构性（政治性）抑郁。莉拉已经预见到睁眼的代价和危险，她面临选择（她的选择当然与她的天性有关，但我不认为这是由天性决定的命运，重要的还是她自己的意志做出的选择）。
海洋之于她们生活的那不勒斯，像一个广阔世界的隐喻，是外面未知的世界，更是知识的海洋。莱农教莉拉游泳入了门（借给她一本书），莉拉刚学会就拼命往外游。当你尝试过用知识来认识、解释和重塑你生存的世界，便不再能返回盲人的状态。随之而来的结构性抑郁无法避免、难以克服，与周遭的碰撞也可能变得血淋淋，许多的指责会随之而来。但莉拉还是选择睁开眼，不做那个盲人，尽管那种安稳生活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更“幸福”。
从文本的角度，费兰特的叙述毫不避讳。莱农和莉拉之间有深厚的情谊，她们在精神上互相鼓舞，她们从小就手拉手向世界发起挑战，向更广阔的海洋走去；但她们之间也有相互的竞争、嫉妒，甚至伤害。这些所谓阴暗的一面，是构成真实的不可缺少的部分。作者的这种态度直接反映在莱农身上，莱农得知她的第一部小说可以出版时非常高兴，但当男友彼得罗问她为了出版可否删去其中一部分描写性的段落时，莱农十分坚决地拒绝了，尽管她可能失去出书的机会，事实上在书出版后也因此受到了更多指责，但可以想象对于书中的人物，那段性经历是真实而不容回避的。在这个意义上，小说比传记更真实，甚至比生活更真实（生活中我们常常会刻意回避许多东西）。费兰特说希望作品完成后能离作者远一点，看看作品自己能走多远，我想这一方面是相信真实的力量，另一方面是避免作者的生活与作品发生太多纠缠，反而损害了真实。
作为一名男性读者，正是这部作品的真实使我能感知到女性成长过程中的许多从前难以感知到的痛苦与困境，她们的每一步挣扎都充满危机。而书中那不勒斯街区的许多男性，既是惯性的施暴者，也是体系的受害者，他们同样要承受不平等的痛苦。只有更多的人睁开眼，看见头顶的真实压迫，看见洞穴以外的可能世界，看见无辜者承受的苦痛及其来源，我们才能真正地相爱，一起走向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冷建国：我想接着李喆关于“真实性”的探讨继续说，“那不勒斯四部曲”让我感兴趣的正是基于虚构性之上的真实性与复杂性。费兰特的fiction里是莱农的nonfiction，而莱农的写作背后自始至终是莉拉的影子。这不是两位女性的故事，而是三位，她们包裹在写作的坚果壳之中，每一层都含纳着丰富的智慧、情感和想象力。莱农的写作努力几乎是所有女性——或所有人——的共同体验，当你无法解释、无法接受、无法与他人讲述一段经历一种感受一次失意，甚至你在还不知该如何看待、从而说起一件事时，文字先于话语抵达我们。我们可以写，写日记，写书信，写故事，在书写的过程中面对自我、确认自我、剖解自我，也解放自我。写作与生活成为并行的线索，当生活的琐碎、沉重和苦痛映照在写作的镜子中，它们才真正与我发生关联，它们才成为人的经历的一部分，它们通过被记录而获得超越自身的意义，它们在真诚的写作者面前失去坚固、不断摇摆。
我不认为真实性或真实感是判断文学作品的标准之一，但“那不勒斯四部曲”将我切身推至了一个重新审视自我的位置上，这一位置令人不适，如坐针毡。这一位置包括许多层次的内容，除了对自我、对知识、对友谊、对性别、对嫉妒与爱的审视，对我来说最为艰难也最为不适的，是面对故乡的土地与人，面对生命的来处，面对童年的真相，面对我通过保持距离而清醒提防之物，面对我贴近便感疏远、爱怜便觉抵触之人，面对我从中获得丰富的自我却屡屡试图从这自我中剔除之地，面对我曾经可能成为的一切，面对最终成为的否定的、疏离的、流浪的、无处归依的自己。
很多读者从莱农和莉拉的身上同时看见自己的影子，我也一样，但除此之外，我看到的是那不勒斯社区叠加于我的乡土之上的影子。二者的重叠使得这部剧集仿若千钧，长久地压在我的心上。这影子几不可说，仿佛包含了一切。是此起彼伏代代相传的暴力与冷漠，是女性与女性甚至所有人与所有人的隔绝，是通过语言标识的身份，是肤浅的炫耀和轻易的欺凌，是恶意的或无意的虚伪与言行不一，是早慧的女孩悉数参透却不为人知的所有隐秘的纷争和艰难，是城市边缘被遗忘的破败之地里燃烧的爱欲之火和逃离之念，是从远处海滩上带回的无人知晓的伤痕与屈辱，是通过教育完成的隔绝，是彼此拒绝、它拒绝我甚于我拒绝它的一次分离。
也正因此，《碎片》中关于费兰特对那不勒斯的诉说令我印象格外深刻。“我带着深深的厌恶生活在此，抓住一切机会迅速逃离。我带走的那不勒斯是它的抽象和替代，时刻警醒着我被不公正所侵毁、所羞辱的生命力量。”那不勒斯不是一座普通的城市，它永久地成为了费兰特“身体的延伸、洞察一切的母体、所有经验的对照”（an extension of the body, a matrix of perception, the term of comparsion of every experience)。在写作时，她将那不勒斯视作世界施加于万物之上的一份重压、一种黑暗，是以暴力吞并一切和解与平等之物的总和。
而当你曾是这黑暗和重压的一部分，又该如何与之共处呢？在两位女主角之外，最令人不安的瞬间可能是我们从费兰特塑造的一系列小人物身上窥见自己。从吉耀拉等长久生长于那不勒斯社区的年轻女性身上看到势利短视、道路狭窄、将争夺男性作为唯一选择的可能，从莉拉的兄弟和母亲身上看到妥协、遗忘、对暴力视而不见的可能，从安东尼奥、恩佐身上看到被生活重压而双肩弯折的可能，从索拉拉兄弟身上看到当自己占有资源和权势时欺压他人的可能，从尼诺身上看到将知识作为资本、依附于漂亮的理论生活、言行不一的可能……
我们或许可以想象成为莱农，甚至可以想象获得莉拉的聪慧与决绝，但实际上，我们更有可能成为这些那不勒斯的小人物。或者说，即使我们成为了莱农或尼诺最终走出了那不勒斯，身上也将永远或多或少携带着那不勒斯的黑暗一面。那不勒斯是费兰特挣扎着走出的泥潭，她一直将四部曲的写作称作“艰难”的写作，我想不仅仅是讲述复杂的女性友谊和生命故事的艰难，更是如何与自身黑暗面相处的艰难，她在黑暗中辨识出一个光明的自我意识，在通过写作与黑暗的搏击中，她也在杀死一部分自己。这或许也正是她强调的“真实”的写作——truth在reality之上，光明在黑暗之上，希望在绝望之上，人的故事在历史的故事之上。
04 关于剧集的探讨
李舒萌：选角对我来说已经满意度百分九十！另外，虽然节奏很快但是重点全在，因此并没有情节上断裂的感觉。
傅适野：为什么我反而觉得节奏很慢！第二季最后两集有一种十分缓慢的流动的河水的感觉，全靠莱农的旁白串联起来，一件又一件的事情就那样流过，反而没有了原著里的起起伏伏。
对我来说，这个剧集最成功的地方在于选角。和剧集有关的纪录片《我真正的天才女友》的末尾放出了当年第一季开拍前扮演莉拉和莱农的两位演员的视镜录影带。从那短短的不超过一分钟的陈述就能在二人身上看出莉拉和莱农的影子。当被问到长大之后想从事什么职业时，扮演莉拉的盖娅很坚定地说想当演员，而扮演莱农的玛格丽塔则回答说我还没想好。二人的性格在纪录片中也有体现。盖娅渴望镜头、渴望片场、渴望聚光灯打在自己身上，为此她愿意牺牲一切付出一切，她不怀念过去的生活和以前的朋友，也不为自己因为拍摄而被剪短的头发感到可惜。玛格丽塔则对未来没有明确的规划，她经常怀念以前“正常的”生活，怀念自己一头浓密的金发。在第一季正式播出后两人在好莱坞第一次看到片花，盖娅因兴奋和喜悦留下眼泪，一时间难以控制情绪，而玛格丽塔脸上则没有太多表情，她从旁边轻轻拍拍盖娅——这一幕像极了剧中的莉拉和莱农。成功的选角让莉拉和莱农的形象深入人心，同时也让尼诺这样的形象深入人心——我们知道他是个本质上和自己虚伪的父亲没有区别的男性，但看到他的脸我们就选择原谅他。
李舒萌：看到尼诺的脸，我就接受了自己的脆弱：）
李喆：我很喜欢这个剧的一些镜头语言。比如第二季第二集“身体”，莱农在与莉拉争论之后一个人走到街上，开始漫无目的地观察街上的女人，她突然看到了这些焦躁的“母亲们”的形象（这些形象是她以往视而未见的），看到“她们的身体被消耗了，她们的身体变得越来越像她们的丈夫，再被父亲、兄弟利用，结束于广阔庞杂的家庭根系中。”莱农的旁白问：“这种变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从怀孕开始的吗？是因为要做家务吗？还是从挨打开始的？莉拉精致的面孔也会冒出来她父亲的特征，而我的身体也一样，会浮现出我母亲和父亲的样子。”这时候镜头从平视缓缓上升，先是俯视莱农自己的身体，然后俯视以莱农为中心点的整个街区在行动着的女性身体。莱农在此刻第一次将女性的身体（自己的和她人的）作为一种结构性对象来观察，她在这一瞬间理解了莉拉遭遇了什么，以及她在抗争什么，整个镜头语言把这段重要的心理活动表现地非常准确，使观众能够与莱农一同体验那种恍然醒觉。
让我印象深刻的镜头还有很多，比如第二季第三集，莉拉剪碎婚纱肖像这一段，被凝视、被规训、被固定住的那个客体形象碎裂为自在、混乱而无法捕捉的行动者，这是对莉拉非常重要的时刻。莉拉与莱农相视一笑，剪碎后的画板再度挂在墙上，镜头很巧妙地先给到周围的人，以及他们看到这副画时不同的表情、语言和态度，最后才揭晓这副肖像的新面目，以及最后离开的斯特凡诺——他似乎感到不再是他在凝视那副肖像，而是碎裂的莉拉肖像在看着他。对比这一段的书中描写，影视化后给人的震撼似乎更强。
第二季有两集的导演是Alice Rohrwacher，可能很多人看过她导演的《幸福的拉扎罗》。在那部电影里，罗尔瓦赫尔设想了一个场景，在现代意大利的一个乡村角落，一位侯爵夫人欺骗了农民们，使当地仍然保持着奴隶制度，被奴役剥削而不自知的人们又都奴役着最傻最听话的拉扎罗（一位圣人，圣洁的愚者）。其后被奴役的农民们得到了来自外部的解救，走入现代社会，但又面临着相似的困境。导演兼编剧的罗尔瓦赫尔在采访中说：“一切都改变了，但是社会运行的机制都是一样的。只是过去的农民，现在被另一种形式的奴隶所取代罢了。”
我想到罗尔瓦赫尔导演的第四集，莉拉与尼诺互相吸引的场景。尼诺似乎与那不勒斯街区的其它男人不同，他总是表现出对女性的欣赏和激励，表现出知识与才华的魅力，但就像在第24期剩余价值里适野谈到的，尼诺“所倡导的价值观和他真正的实践之间有着非常大的间隙”。观念与实践的间隙是非常需要警觉的，如果打着某种观念的旗号但在实际上践行着相反的行为，这种欺骗性往往更强。在尼诺与几位女性的关系中，他谈论着对女性的尊重，谈论着女权主义，但在生活中展现出的或许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男权，这些女性对他而言可能仍然只是实现自己身体和精神上满足的客体对象。
所以我很同意“在思考性别平等的问题上，最后还是要进入到行动的领域，从实践上去改变这些关系，仅仅在观念上去做这些倡导是不足够的”，这种实践是不分性别的，男女都参与进来而非对立，才会变好。另一方面，观念的倡导也是重要的，有许多人会从观念的改变而走向实践的改变。
傅适野：看书的时候，我比较代入莉拉和莱农之间那种微妙的友情，时而亲密时而疏离，在暗自较劲中相互依存，在彼此眼中照见自己。两年过去看剧的时候，击中我的是暴力的持续在场以及它对城区中每个人施加的影响。有扯着嗓子让脏话响彻街区的语言暴力、有在公开可见的街头和私人隐秘的家庭中同时发生的肢体暴力——强者向弱者挥拳，弱者对更弱者发泄。暴力在那不勒斯像空气，构成人们赖以生存的基础，无人惊讶，也无人阻止。它从不缺席，没有存在与不存在的区别，只有作为刺眼的尖锐的前景和退而成为沉默的笼罩的背景的区别。而大部分时候，它都是背景，它持续发生，也被视作理所应当。
我记得第一季第一集，梅丽娜和萨拉托雷的妻子莉迪亚在楼梯间激烈的言语辱骂和肢体冲突，她们用你能想象到的最恶毒的字眼攻击彼此，也用那双饱经沧桑的作为母亲的劳动的双手撕扯彼此的头发——她们中不存在胜利者，她们被同一个男人欺骗又抛弃。她们本可以结成同盟，但却自相残杀。也记得第二季第一集，新婚之夜遭遇强奸的莉拉跟着丈夫斯蒂凡诺回家。在那个气氛欢乐的聚会上，所有人都看到了莉拉脸上的淤青，但所有人都选择忽视那个伤口。到最后大家一同举杯庆祝，斯蒂凡诺的姐姐皮努奇娅才问出一句，你的脸怎么了。莉拉说，撞到礁石上了。所有人开始附和，是的你应该小心一点。家庭暴力在那不勒斯，就像海岸边的那些礁石——如果你遭到暴力，并不是礁石的问题，一定是你不小心撞到了礁石上。并不是施暴者的问题，一定是你说错了什么、做错了什么，才激发了对方的怒火，才让对方不得不动手。因此，你必须小心，保护自己的唯一方式是不要激怒别人。
而只有莱农注意到了莉拉的伤口，也只有莱农为那些伤口流泪，看到这里我也在流泪。在那样的环境下，为朋友遭受的家庭暴力流泪已经是一个女性能做到的最勇敢的事情了。之后斯提凡诺回来，暗示莱农离开。房门关上后，莱农听到里面传来厮打的声音。她敲门，无人回应。她想阻止，却有心无力。这种无力感让我心痛，也让我印象深刻。在四部曲的第一部《我的天才女友》开篇，费兰特曾经写过，在那不勒斯“伤害是一种疾病”，像一些肉眼几乎看不见的微小的动物进入人们喝的水吃的食物和呼吸的空气，让人暴力让人愤怒让人失控。当这种微小的动物以近乎隐匿的方式潜入那不勒斯、潜入人们的身体、在那里栖居、繁殖、繁荣、到最后成为所有人身体的一部分，人们又该如何抵抗呢？
李舒萌：那不勒斯社区的情况让我很能体会莱农和莉拉迫切想要离开的感受。在贫穷中的人缺乏尊严地活着，在强权和更弱的人之间周旋，保存一点颜面。在那不勒斯，贫穷并没有激发“劳苦大众”的团结感，反而丛林法则大行其道，衍生更多的暴力和权力结构的再复制。
冷建国：我觉得自己很难从这部剧中挑出什么不喜欢的东西，从演员到布景，甚至Max Richter的每一段配乐——如果你听过“剩余价值SurplusValue”知识分子情爱和年终总结这两期节目，大概就能够体会。尤其是主题曲之一《Elena&Lila》，其节奏与音符仿佛神奇地包含了二人的过去、今日和未来，因友谊获得的羁绊，从爱情中的艰难成长，对生活的叛离与较量，直至最终一个音符沉下去——年老的莉拉消失了，莱农放弃寻找，两个娃娃散发出霉味儿，过去陷于黑暗，而女性的写作最终完成了对于黑暗的雕琢。
剧集中还有两个似乎不那么重要却令我感触颇深的点：一个是儿时的莉拉和莱农的表演。她们的敏感和坚忍仿佛也是我自己的敏感和坚忍，那个年纪的女孩子是隐形的存在，腿如同筷子撑在裙子下面，连走路都悄无声息，那不勒斯没人记得她们在长椅上一起读《小妇人》的样子。而正是这个年纪的女孩们，穿梭于死亡和混乱的现场，洞悉所有偷情和凶杀的隐秘。生于破败之地的女性大概都是这样长大的，成年人以为他们的胆怯、狡猾、狠毒、龌龊、自私以及生活的意外如同车窗外的风景，闪过女孩们的眼前，她们可能睡着了或是很快遗忘，而事实上，那些风景永远不曾熄灭，它们像是接连点燃的火柴，女孩的手指被灼伤，留下伤痕，不言不语，无从忘记。
05 关于母亲的探讨
冷建国：除了莉拉和莱农的童年部分，剧集中触动我的另一点是前两季中莱农母亲角色的塑造，一位斜眼跛脚的妇人，拮据古板，粗俗暴力，却对知识与命运的关联有着最深的信任和执着。莱农的成长一方面来自莉拉有意或无意的促进与刺激，另一方面更是笼罩在上一辈女性（包括她的母亲、她的小学和高中老师）的爱意之下，这是莉拉不曾有的。在第二季里，读大学的莱农生病了，从未进过城的母亲独自坐车来照顾她，残疾的莱农母亲在此刻展现出的强大与自立，甚至是莱农自己所不能想象的。在原著里，莱农大学毕业回到那不勒斯，一连几个小时坐在厨房的桌子前修订书稿，她的弟弟妹妹也在同一张桌子上学习，母亲在一旁忙碌，莱农说：“让我吃惊的是，她的动作小心翼翼，生怕搅扰了我们。”母亲问她将来写书会不会署夫姓，莱农说不会，“因为我喜欢埃莱娜·格雷科这个名字。”“我也喜欢。”她的母亲说道。
这些细节让我鬼使神差想到了金智英的妈妈。两位母亲角色都是男权社会的服从者与牺牲者，内心燃烧着稀疏的、下意识的反抗的火苗，这火苗不足以改变她自身的道路与选择，却烛照着下一代年轻女性的生命——这点点光亮之中不是反叛的督促和独立的号角，也许只是下一代比我过得更好些的浅层愿望，却如同女性之间代代流动的火种，把更丰富的生命可能性传递下去。写到此处，我想到了费兰特在接受Io Donna采访时说的一段话，“归根结底，每个个体都是战场，特权和缺陷在人的身上交锋。而最终绝定胜负的，是一代一代的汇流（the collective flow of generations）；一个个体即便占尽优势和天机，也终究是不足够的。”
李喆：冷建国谈到儿时的莱农和莉拉，让我想起第二季最后一集，莱农大学毕业后的假期回到那不勒斯，在街上看到两个小女孩在街道的长椅上靠在一块儿读一本书，一起在街上穿梭奔跑，就像她们小时候一样。莱农和莉拉的故事，既是她们自己独特的故事，又是许多莱农与莉拉的故事。我不禁想，这两个小女孩还未展开的无人知晓的故事，会是什么样子？同样在这个街区长大，隔了十年，她们的生存环境会变好一些吗，会有什么新的东西在这里生根吗？一代一代的汇流，有时候是一种屈从的延续，每一代人都成为强化这个体系的一员，他们承受，并认为无可改变、只得如此、理所当然，进而用这洪流洗刷自己的伤口。于是像莱农和莉拉这样的女性，她们不能同流，就会被那股洪流冲击得格外疼痛、撕裂。但是，当那两个小女该读到莱农的书，当我们读到费兰特的书，这个世界可能就毕竟与之前的世界有所不同了。
李舒萌：母亲的角色也让我感触颇深。看第二季的时候我哭了两次，一次是莱农的妈妈抚摸着莉拉买给莱农的新书，流着泪说“这都是新的，全新的”；第二次是莱农生病了，从未离开过那不勒斯城区的母亲一个人坐火车去看望她。
原著平铺直叙的风格使人很容易忽略掉这些细节，但是通过视觉语言呈现以后，使人再次思考“母亲”包含的诸多涵义——母亲像是世世代代的女性经验的累积。在Fleabag第二季里有一段经典台词，“Women are born with pain built in. It's our physical destiny”，而这种痛苦正是因为女性天然可以成为母亲。在被男性和后代使用的过程中，女性变成不堪重负的身体和跛了的脚，已经承受了太多，且仍要继续承受下去——孩子可以离开出生的社区，母亲仍要留在这里。莱农母亲的眼泪提醒我们，她始终会在原地。可想母亲对那触不可及的世界有什么样的渴望呢？她又如何忍受无法实现的渴望？
但是成为母亲也带给女性隐秘而珍贵的礼物——就是爱。说它隐秘，是因为我并不知道它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四部曲讨论了很多问题，阶级，情欲和权力。但是没有讨论很多爱。我觉得这是费兰特处理得非常模糊的一点。爱似乎是不用言说的，女性（但并非所有女性）可以在自身成长中自然地接触到这种经验。它更像是一个奇迹。在莱农的母亲身上，我们看到这样类似奇迹的爱，坚决地要阻断暴力的代际传递，给孩子新的经验——爱是一种创造。创造是有代价的，是旧的经验孕育了反抗的力量，然而旧经验必须被牺牲掉，母亲是这种创造中被牺牲的部分——她只是托举着的手，不能到达彼岸。母亲也可以象征着女性为了获得新的经验所抛弃的一切——传统观念中的好生活，家庭、子女等等，这是创造的代价。但书中为女性保留的希望也在于爱，莉拉和莱农之间的友情，莱农的母亲对她的爱，还有她们对于爱人的爱，是使她们超越自己境遇的力量。
冷建国：舒萌对母亲的展开探讨，让我想到了费兰特在《碎片》中多次谈到的自己读意大利女作家Elsa Morante时的感受。在Elsa的小说里，西西里的男性们时时监控着自己姐姐妹妹的动向，而西西里男人的母亲们则是shapeless的。母亲们的衣衫是shapeless的，母亲们的年龄也是shapeless的，“包括裁缝在内，没人觉得母亲们也有着女性的身体。”母亲们不仅对于儿子是shapeless的，对于她们的女儿来说也是如此；虽然裁缝自己也是女儿、也是妻子、也是母亲，但shapeless的力量之大，完全抹除了母亲在各个意义上的身体形态。费兰特说，Elsa在提到母亲们的衣服和裁缝时，或许也是在说为母亲们找到“真正的衣服”（true clothes），并撕毁绑缚在母亲这个词语之上的一切旧习。
从这个意义上，费兰特书写跨越半个世纪的女性故事，关切的是女性从女孩到母亲的历程，而不仅仅是我们从第二部中看到的青春的激情。她写的是两位女性持续不断、有着永久生命力的复杂关系，而她们与男性的关系一再产生、发展并终结。从这里再说远一些，费兰特在《碎片》中对于女权主义展现出了摇摆的态度，她在一次采访中说自己读过很多女性主义写作，自己对不同形态的女权主义抱有同情和支持，但自己并没有这种斗争的经验；而在另一个采访中，当她被问到是否可以称《被遗弃的日子》为一部女权主义小说时，费兰特给出了肯定的回答。我觉得这个标签是否具备、甚至是否成立并不重要，在她真诚的写作中，她与笔下的女性一起经历教育、波折、伤痛，她们的自我意识是小说的线索，也是小说之外费兰特写作的源头。
傅适野：这段关于母亲的讨论让我再次拿起第一部《我的天才女友》，再次阅读的时候发现，莱农和母亲的关系微妙而复杂，她们之间存在一种持续的张力。起初莱农和母亲关系不怎样，她认为从六岁开始，母亲就想尽一切办法让她明白，“在她的生命中，我是多余的。”莱农尤其讨厌她的身体，她臃肿的体态、歪斜的右眼和受挫的右腿。而母亲也总是指责她，辱骂她，以至于莱农“渴望躲在一个黑暗的角落，渴望消失”。有一个细节很触动我，就是有段时间莱农早上醒来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检查自己的腿，她害怕母亲的身体特征在她身上体现，她害怕自己也变成那样一个跛足的女人。母亲怨恨莱农，是因为女儿的到来可能剥夺了她的生活，重塑了她的身体，改变了她的轨迹，攫取了她的养分，阻断了她向外扩张无限滋长的可能性。而莱农惧怕母亲，是因为她惧怕那种成为母亲的身体之累和劳作之苦（虽然年幼时她尚未意识到，那时的惧怕是一种直觉）。而只要女性天然能够成为母亲，这种恐惧就会一直在女性头顶盘旋萦绕，只要女性天然能够成为母亲，做母亲还是做自己就一直是女性所要面临的艰难抉择。这种抉择是身体上的、也是精神上的，是个体性的，也是群体性的。
费兰特在《失踪的女儿》中探讨的就是这种抉择。中年离异的女主人公Leda认为自己对女儿们的感情是“一种在同情和冷漠之间的复杂交替”。有一段时间，她甚至感到成为母亲这件事让年轻时的所有希望被摧毁了，而自己“悬挂在母性——祖母、母亲、女儿，所有的骨肉都是自己的骨肉——的链条之上，唯一的方法就是隔断链条然后出逃”。对于女儿们的爱正在阻止Leda成为自己。而这种母女张力，这种成为母亲后囿于骨肉联结但又想要挣脱的挣扎，这种在失去自我和找回自我之间的反复摇摆，不仅体现在费兰特的小说中，也体现在爱丽丝·门罗的小说中，体现在古往今来诸多女性作家的作品中。
李喆：“母亲的身体”让我想到Fleabag第二季里的那个裸体雕塑，没有头，没有四肢，继母告诉女主：“这雕塑的原型是你母亲。”近几年似乎由女性创作的关于女性的身体政治、成长、困境等等的优秀作品更多了，伴随着#Metoo的发展，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对男性的启蒙，至少我自己从中看到了很多以前所忽视的东西。以及，很想听你们聊Fleabag，也是超喜欢的作品！
06 关于理论与生活的探讨
傅适野：莉拉和莱农去参加莱农老师聚会的时候莉拉感到不适，在回来的车上开始嘲讽莱农和她的朋友们，说他们鹦鹉学舌而没有自己的思考，而我起码有个男人。由此想到理论和经验的问题，莉拉有种天生的直觉，直接从生活中获得启示，莱农则需要阅读，从书本中获取知识，再把知识运用到实践中。是否会觉得天才女友呈现的是两种获得启示的路径，自己在生活中如何处理理论和经验的关系？
李舒萌：老实说，很想好好谈个恋爱来体会一下理论和经验之间的关系：）现在可以说没什么资格讨论这个问题了。不过，冷建国说“好的恋爱耽误文学创作（或者任何创作）”，所以hmmmmm...
李喆：这一段精彩极了，我很喜欢，所以请原谅我唠叨一点。
那次老师家聚会可能是莱农第一次参与准知识分子之间就观念展开的论辩，她一方面很享受将阅读学习得来的知识变为自己说出的声音，并得到认同和赞扬——第一次在社交圈发表观点得到的反响对一个人的学术信心可能很重要，这让她更确信自己坚持的阅读学习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另一方面她响应支持了尼诺的观点，她感到两人的距离因为知识观念的一次契合而拉近了许多，这是一种难得的喜悦。
莱农完全没想到莉拉是这样的反应。在去聚会的路上莱农原本很忐忑，她既希望有莉拉陪着她去，又在担心“老师发现我不过是莉拉一个黯淡的影子”。聚会时莉拉几乎一言不发，与所有人格格不入，回程车上莉拉犀利地嘲讽了在场的所有人，说他们都是鹦鹉学舌，“脑子里没有一样东西是自己的，你们知道一切，但又什么都不知道”，她宁愿要糟糕的生活，也不愿加入这些知识分子。
我感觉这里有很丰富的解读空间，这也是我很喜欢这一段的原因。一方面，莉拉以非凡的天分深刻地点出了知识分子的一些满足于抽象概念分析的鹦鹉学舌。这些理论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是什么？它们在以何种方式塑造具体的生活世界，还是说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与生活无关的智力游戏？现代很多的学术生产正面临这些问题，人们习惯于使用一些前人创造出来的理论概念，将它们排列组合，按照被规定好的学术格式发表论文，这其中有多少是如莉拉所说的“没有自己的思想”。
心理层面上，莉拉的嘲讽可能主要是对自己被迫落下学习浪费天分而嫁为商人妇的不甘。莉拉小时候是第一名的学生，却因为家庭缘故无法继续上学，她在小学的“知识界”是绝对的焦点，而在这次聚会上她发现自己几乎是多余的人，她发觉自己不仅不再是主角，甚至都不太明白他们在争论什么。于是她启动了一种心理保护机制，即“不是我得不到，而是我不想要”。
问题是，莉拉真的不想要吗？这段时期，莉拉处于激烈的思想斗争中，她发现了新婚丈夫的丑陋，于是剪碎了自己的婚纱肖像，心理上的反抗决意已定。但是，已经多年没有读书学习，已经嫁给了自己不爱的人，父兄也都指望着靠她的婚姻提升阶层，她如何才能把心理上的反抗变为行动呢？还是干脆就闭上眼品尝这周遭多少人都品尝过的糟糕的生活？这些问题在其后她与尼诺的关系中才给出她的回答。
这一顿嘲讽的背后，或许还有莉拉看见莱农与尼诺的智识互动而嫉妒的因素。人们大都希望与爱人能获得智识上的相合，而莉拉知道自己起码这一次婚姻已不可能。其后的海岛度假，莉拉重新开始读书，并吸引了尼诺（或者说抢走了尼诺），这又伤害了莱农。是否某种在竞争中取胜是她少有的能够重新感知自己生命力与才华的方式，如同她小时候在知识竞赛中那样完全掌控局面？莉拉虽然强烈地嘲讽了莱农和她朋友们对知识的谈论，但她内心仍然向往着知识的海洋，只是她的身体被困在了那不勒斯的街区和家庭的权力结构中。
跳出这个故事场景，理论与生活的关系，或者说“知识”与“事实”的关系，我觉得也是我自己需要时常警醒的。我们可能已习惯于用理论概念来审视生活，当我反思生活世界的时候，这些理论工具确实非常好用，它能够帮助我们成体系地理解世界，理解自我，理解两者之间的位置关系，以及理解许多别人的想法。但是理论话语毕竟是有限的，与具体生活中不断涌现的复杂性相比，它往往是单薄的。或许，在学习了那些理论话语并且以自身的天性有所选择倾向之后，还要往生活的深处走，品尝生活的复杂性，由此建立起自己的生活体系（或发觉其不可能性？）。或许文学的一个价值就是向我们展现这种复杂性吧。
冷建国：在看到《我的天才女友》剧集中莉拉对莱农的嘲讽与莱农的羞赧和气愤时，隐约感到嘲讽的是我，羞赧的也是我，是一半自己在对抗另一半自己。在工作的过程中，在做播客的经历里，对理论抱持怀疑的我每每开口常有这种发生于身体内部的斗争感：我是否足够理解生活？我是否足够理解人？我是否仅仅使用好听的话语而并不相信？如何才能不成为知识流入流出的管道，而成为一棵扎根于真实的土地、每一片树叶都参与从天（理论）到地（生活）的呼吸和交换的树木？这也是被去年陈以侃的一本书戳中的软肋，他说：“大多数人都是别人。他们的想法是别人的意见，他们的人生是学样，他们的激情是一句引文……只搬运雨水是不够的，没人想要你下山从皮毛里绞出的那点墨汁，你必须长出自己的斑纹来。”
傅适野：有过那种觉得理论大过天的阶段，甚至因为自己掌握了理论掌握了成体系地看世界的工具而沾沾自喜的阶段。在去年的一期节目也讲过，在一段时间内，我读不下文学也看不了电影。经验和故事让我提不起兴趣。我总是急于越过经验，直达理论或者概念，如果最终没有得到后者，那整个过程就是“无价值”和“无意义”的。
后来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弄明白，理论有时候可能只是庇护所，让我们在直面现实、直面经验的时候有路可退、有处可逃，但却无法解决问题。真实的生活不是理论构建出来的，自己的不是，他人的也不是。真实的生活是以我的血肉之躯和他人的血肉之躯碰撞，是能享受那种碰撞带来的快感也敢于承受可能随之而来的血肉模糊，是赤手空拳，是肉搏。在生活面前，我可能是小学生（甚至幼儿园小朋友）。
所以我敬佩莉拉，敬佩她那种面对生活纵身一跃的勇气。我自己可能更接近莱农，她厌恶和排斥自己身处的现实，于是诉诸知识、诉诸理论，通过学习走出那不勒斯，也通过知识和彼得罗结合。她以为从此走出了暴力城区，以为摆脱了令人厌恶的现实，以为过上了优渥的知识分子生活，但没想到，尼诺在等着她。尼诺就是她的生活之痛（这样看来尼诺竟然有点像一个巨大的隐喻？）。说得俗气一点，生活之痛会迟到，但不会缺席。对于莉拉来说，她穷其一生都在和这种真切的痛搏斗，那种搏斗绵长而持续，像规律性的潮汐拍打礁石，因此莉拉得以一边破碎、一边修复。而对莱农来说，迟到的生活之痛对她的打击可能是摧毁性的，像飓风像海啸包围她席卷她吞噬她，她面临瞬间的毁灭和缓慢的重建。她为自己对于理论的痴迷或者是过度信任付出了代价——她从彼得罗的圈套中跳脱出来，紧接着又被困在尼诺的巧言令色中，直到一次次心碎后最终的醒悟。而那时候，她已是中年。她的成人礼发生在中年。回看莱农，总觉得她经历了一场漫长又疲惫的精神暴力，其可怕程度、其杀伤力与莉拉从小到大经历的语言和肢体暴力不相上下。
写到这又想到《碎片》的一段话，记者问费兰特，你的女主角在危险的边缘游移，她们生活在边界上，她们时刻处于消解的危险中（大家是否记得四部曲第一部里对莉拉来说很重要的一幕是“边界的消失”，我把那段视为一个里程碑式的时刻，对莉拉对费兰特都是如此，在那里我感受到莉拉身体边界的消失，也感受到费兰特文字边界的消失。不得不说，影视化对此的展示和呈现要远远弱于文字）。费兰特回答，“我知道破碎意味着什么，我在我母亲身上看到过，在我自己身上看到过，也在很多其他女性身上看到过。从叙事角度看，一个女性身体破碎的过程让我着迷。”这个问答发表于《那不勒斯四部曲》之前，讨论的是《被遗弃的日子》，但现在看来，它也适用于《那不勒斯四部曲》，破碎与修复，消解与重建，是费兰特的母题之一。
回到理论和经验，我想说的是，我佩服莉拉，也佩服费兰特，因为她在和生活赤手空拳搏斗之后，还能再次检视那些血淋淋的伤口，甚至让那些伤口再度敞开，去观察、去体会、去记录。我想这就是作家的勇气，也是文学的勇气。
李舒萌：其实我有点不一样的看法。我倒觉得莱农是更倚重经验的，只是这种经验的启示对她来得很艰难，她必须完整地活过莉拉一眼就能看到的事。我们会首先注意到莉拉的直觉，是因为她一下子就指出了许多真相，但这可能恰恰说明这样的洞察对她来说是一种天赋，甚至是不以为意的。莉拉的精力更多时候用在了斗争上——她早就明白了，剩下的就是挣脱地心引力。
反而是莱农，即使读了大学，也觉得自己缺乏莉拉那样透彻的洞察与感知。莱农很会读书，所以一开始我也以为她是“理论”派的。但是细细品味她对莉拉的嫉妒，几乎全是基于经验的多寡。尽管她发表了在聚会上进行的那些言谈，但是那些语言从来也不是引导她行动的原则，而更接近对知识分子身份的表演，是她亦步亦趋在模仿另一个阶层的行为方式。我以为驱动莱农读书的动力相当直接简单——得到莉拉想要拥有但是没有的经验。是知识分子的圈层而非知识本身在吸引着莱农。书本中的世界对莱农应该也是重要的，她也曾说从古典文学的传统中获得了面对荒谬世界的平静。但读罢全书，我觉得“知识”，尤其是尼诺、弗朗科和夫家人所代表的知识性的言谈，对莱农而言更像生活的幻象一种，并非指导性的原则。它允诺了对暴力和琐碎的逃离，如同海妖塞壬的歌声，但驶近之后却发现允诺的事物不曾被实现。
如果说理论是先验性的原则，那么莱农并不是先天的理论派，即使她后天发展出什么理论，那也是她从庞杂经验中耕耘出来的。不过，任何理论也都可以看成是一种幻象，一旦写就即成为封闭，请求被质询。而我触动于莱农面对幻灭的诚实。莉拉在婚姻内遭受的暴力，彼得罗对自己才华的漠视，尼诺没有根基的聪明，加利尼亚老师在看到她功成名就之后骤然冷漠的态度等等，甚至可以说莱农的成长过程就是因一个破灭的幻象而走向了另一个幻象。大多数人有个一次两次破灭也许都会选择自欺欺人地生活下去了。但是莱农接受了真实，她更相信自己的经验，哪怕这意味着舍弃社会构造出的关于“女性”和“体面生活”的稳定叙事。我真是佩服她的勇气。如果说莱农的故事对“知识人”有什么启发的话，那大概是放弃对确定性的迷恋吧。
冷建国：我是一个不理论的人，可能和大学读的专业和一直以来的读书倾向有关，本身既不拥有什么理论修养和知识结构，更不具备用理论解释实践、以实践关照理论的能力。虽然在现实工作中仍不可避免与理论短兵相接，深入的阅读也永远绕不开理论，但说实话我对理论本身的相信有限。我认为几乎所有理论（除了自然科学和纯数学领域的部分理论）都不可避免地具有简化的、他者的、暂时的等特征。我觉得，理论可以被作为我们看待和理解问题的视角之一，而不是唯一的、全部的、共通的真相或真理；理论可以被作为我们思考生活和他者的方向之一，因为我们无法经历他人的经历、无法生活他人的生活，理论在此时提供一种路径和参照（而非替代）；理论可以被作为解释现实甚至预测未来的工具之一，同时我们需对理论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保持清醒，对现实的复杂和人的丰富保持开放。
不过话说回来，莉拉对于生活本身深刻的感知与理解或许可求而不可得，同样宝贵的还有一辈辈年轻学人有意识地对于既有理论进行的不断的去芜与修补、更正与发展。这些理论世界中有意识的思考和建设，对我们的现实世界也至关重要。
近两年我与许多朋友聊过一个浅陋的想法，疫情期间与李喆也做过相关的交流，即，从一个最为宏观、最为不“脚踏实地”的视角来看，是否今天全世界的种种混乱、冲突、分裂甚至退步，都与当下的知识和思想不再足够解决现实的新问题相关？各国不约而同集体转向右翼，本质上是否是对新问题的回避，甚至是对超越以往的新经验的应激反应？回顾历史，一战大概就是在这种既有观念/知识无法应对新世界形势的背景下发生的，以《凡尔赛和约》作结依然是未超越原有视野的体现，这也间接导致了二战的发生。当时凯恩斯认为不能如此严苛地惩罚战败国，因为彼时的世界经济体系已转向全球化，凯恩斯呼唤的是一种从地方性视野向全球性视野的转变，然而他的声音太小了。到今天，在经济下行、网络社会兴起、难民规模扩大、民主等共识受到挑战的今天，是否二战之后建立起来的新知识体系也已经无法应对了呢？今天所谓的“知识爆炸”真的是在创造新的理论工具、新的知识范式、新的思想观念吗？全球性的危机很可能是知识短缺、理论乏力的体现，可能也正是创造新的思想的机会。在这一重视角上，理论也许意义重大。
回到这次对话的主题“那不勒斯四部曲”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费兰特曾提到，那不勒斯社会的不公正与暴力等等问题时至今日正在变成全世界的问题。她曾把那不勒斯称为全世界最好也最糟的地方，生活于此仿佛度过“学徒期”，一个人急速成长成熟。或许当下也是我们的“学徒期”，政治与社会问题无限扩大延展，每个人的生活都无可避免是政治的，一次shock令人迅速成长。在与《纽约时报》的对话里，当被问到最希望读者从自己的作品中习得什么，费兰特说：“虽然我们一直被诱惑放松警惕——无论是因为爱，因为疲倦，因为同情或是善良——但我们女性绝不应如此。一次又一次的让步，我们最终将失去自己曾经实现的一切。”（That even if we’re constantly tempted to lower our guard—out of love, or weariness, or sympathy, or kindness—we women shouldn’t do it. We can lose from one moment to the next everything that we have achieved.”）
费兰特说的是性别领域的警惕和坚守，或许也应成为所有领域的警惕和坚守，对世世代代艰难开拓的空间和争取而来的价值日复一日珍视、思考、捍卫。费兰特说的是个体生活精神世界的坚守，那么范围更广大的生活中的坚守将指向什么？大概是叙事上的、文学上的、艺术上的坚守，理论上的发展和进步，以及越来越多真正进入行动领域的人。
【参考书目和剧集】
Eva Illouz, Why Love Hurts. Polity. 2012
Elena Ferrante, Frantumaglia: A Writer's Jonrney. Europa Editions. 2016（中文版《碎片》即将由99读书人出版）
Elena Ferrante, The Days of Abandonment. Europa Editions. 2006
陈以侃：《在别人的句子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托马斯·曼：《魔山》，杨武能 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
《幸福的拉扎罗》
《Fleabag》，Season 1&2
【关于随机波动】
随机波动StochasticVolatility是一个中文播客平台。你可以在微信和微博搜索“随机波动StochasticVolatility”关注我们，也可以关注官网www.stovol.club ，还可以在苹果播客、spotify、pocketcast等泛用型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复制rss feed：http://www.stovol.club/rss 可手动添加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在苹果播客给我们五星好评，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文章下方的二维码给我们打赏，感谢你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