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sue003】公共空间、当代爱情与政治正确

在第三期协同写作中,傅适野、张之琪(「随机波动」主播)和我们的两位天才朋友李舒萌、叶行君就罗志祥、屈楚萧两位男明星的私生活引发的一系列话题展开了讨论。我们从明星私生活是否“占用了公共资源”谈起,聊到了爱情、性与亲密关系的公共面向;从明星的“快餐爱情”是不是一种“当代爱情”,聊到了父权制下的性解放,是不是一种多妻制的复辟;从性别议题中宏观结构对个体经验的遮蔽,谈到了政治正确与艺术表达之间的关系。这是一期随机跑题的协同写作,反映了我们近期的一些阅读和不成熟的思考,但依然延续了前两次协同写作的主题,我们试图剥开一个社会事件或者一个文学文本中从最私密的爱欲纠葛到最公共的制度框架之间的不同层次,探究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因为参与者各有自己的侧重,这些层次得以在我们相互启发、质疑、补充的过程中,尽量平衡和全面地展现给读者。

01
何为“占用公共资源”

4月23日,罗志祥在微博发文回应与周扬青分手一事,开头依然是为“我的私事占用了公共资源”道歉。近年来我们已经无数次见到这样的微博句式,明星恋爱或分手、结婚或离婚,一再地为“占用公共资源”表达抱歉。他们究竟在为什么事情抱歉?他们道歉的对象是谁?为什么有一些微博发言不用道歉?什么是公共资源?谁可以拥有和定义这些公共资源?

叶行君:以前看到千篇一律为“占用公共资源”道歉的开头,只是觉得好笑,现在却觉得可悲。某种意义上他们并没有说错,明星的私生活在公共话语空间中所占的比例确实太多了,但这几乎是一种无奈的合谋。真正占用公共资源并破坏公共空间的,是那些导致大量正常参与公共讨论的人被迫炸号、清空微博、不得不退出公共话语空间的言论与行为。在那些危险高亢、整齐划一的攻讦与围剿之中,在未知的敏感词和自我审查的压迫之下,有价值的公共讨论空间不断被压缩,腾出来的空间自然就被相对安全又有消费能力的娱乐圈“占用”了。这样的话语环境下,被声讨的明星们还肯说一句“抱歉占用公共资源”——某位公关天才发明的虚伪的开场套话——毕竟也算是一句抱歉,而非面不改色、视而不见、无耻狡辩或指鹿为马。

在市场中,一位明星往往既是一个独立个体,又是一个商业符号。如果从个体的角度去看,那些道歉大多难言诚恳,在“占用公共资源”上做出道歉姿态,似乎反而是对真正错误的回避。但如果我们把明星想象成一个符号,一个资本与权力共谋共造的消费对象,那他们对“占用公共空间”的道歉倒是恰如其分。可惜这大概只是无力的想象与自我安慰。

张之琪:我其实有一点怀疑,明星是否真正理解“公共资源”是什么意思。我觉得他们所说的占用了“公共资源”指的是占用了“流量”。“流量”是否算是一种公共资源呢?如果拿流量和狭义的“公共资源”——比如公共卫生资源——相比的话,二者当然有明显不同。首先,公共卫生资源花的是纳税人的钱;其次,公共卫生资源本身是有限的,但人们对它的需求是普遍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分配就成为了一个问题,有人“占用”这个资源就意味着其他人失去了这个资源。

“流量”在这两重意义上显然不属于“公共资源”,它既不是“公共的”,也不是“有限的”。但另一方面,互联网从业者经常讲,互联网公司争夺的是用户的时间,而用户上网冲浪的时间其实是有限的。用户拿出一部分时间关注娱乐八卦,他关注其他信息的时间自然就少了。因此当一个明星为“占用公共资源”道歉的时候,其潜台词是“除了我的私事,大家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关心”,“我的私事,耽误您关注其他更重要的事情了”。那么“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

假如我们的舆论环境保护言论自由,鼓励批评和对话,那么显然有很多比明星八卦更重要的公共议题可以讨论。但在现在的环境下,明星八卦无非就是占用了国家宣传机器的流量,明星道歉的对象恐怕也不是我们这些想要在社交网络上讨论问题的普通网友。

李舒萌:也不一定是直接占用了宣传机器流量的问题,也涉及到什么话题可以进入公共舆论这样一个问题,我觉得并不一定是宣传话语直接与明星争夺流量,管制也会体现在何种话题被允许进入公共讨论的范围,有些话题是合法的,有些则暧昧不明。可能不要占用公共资源也是指不要占用“合法话题”的流量吧。明星要小心翼翼不让与自己相关的讨论越界。

张之琪:同意。明星八卦并不是直接占用了国家宣传机器的流量,但我觉得其中也有将“公共”等同于“官方”的一种倾向,这里面一方面有舒萌讲的合法性的问题,即什么样的话题是允许被讨论的,是“安全”的;另一方面,对于明星八卦引发的关注、在热搜上的位置高于所谓的“国家大事”“正能量”的质疑声,是始终存在的。这将明星八卦和“国家大事”置于了一种潜在的紧张关系之中,而这套话语是极易被官方利用和收编的,类似的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

例如微博博主“今夜零下十年”就曾考古过,类似“占用公共资源”这套说辞是从2016年王宝强和马蓉离婚风波时开始出现的。当时某官媒发表了一篇题为《漫天飘过王宝强,媒体还能做些什么?》的文章,批评王宝强离婚事件抢夺了“8·15”(抗战胜利纪念日)的关注度。这篇文章并没有将矛头直接指向明星,但对于明星来说无疑起到了某种震慑作用。不在重要的时间点、纪念日宣布恋爱分手、结婚离婚,在今天大概已经成为某种业内共识。

另一方面,公众对明星/名人私生活的关注,当然有窥私欲的成分,但与此同时,爱情、性、亲密关系本身都有公共的面向,的确能够激发公共讨论,引申出许多有意义的话题。而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并不是讨论得太多,而是讨论得太少了。所以我比较不认同一些观点,认为那些都是别人的“私事”“上不了台面”,外人不应该去议论,议论了就是低俗、嚼舌头。我们也要警惕这种将“公共议题”也等级化、性别化的倾向,私人生活中也有政治,也有公共性,同样值得关心与讨论。

李舒萌:从ao3到最近各位男明星的私生活八卦,舆论的走向可能超出了这些名人的意料。也许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会因为“私德”而遭受舆论审判,这也体现了公共舆论走向的不可控性吧。且不论官方认为什么话题是“合法”的,公众其实有一套自己的判断,而且舆论走向的变化往往是比官方话语的反应要领先一步的。这样一想也觉得有点意思哦!微博吵架还是有价值的。

傅适野:有人在追星活动中集结,行使一种切实但又虚妄的权利,而当这种权利被国家机器征用,又像是沉渣泛起,是死灰复燃,是过往的一切卷土重来。当然这不限于对于明星的关注,人们不仅在追星活动中集结,也在电竞游戏中集结,也在贴吧在微博集结,甚至在现实生活中集结。我们看到公共空间中有组织的、成群体的、整齐划一的口号出现,但异见的、个体的、与口号不一致的许多声音遭到禁绝。在这种情况下,当公共空间塌缩,当我们不被允许谈论政治(狭义的)时,探索娱乐新闻中的公共面向或许是一种无奈但又必然之举。

作为一个充满好奇心(八卦)的人,我自己一直很喜欢看明星八卦。萝贝贝和孟大明白大概是我从研究生至今阅读最多的两个公众号。早期萝贝贝写大陆女星为何喜欢嫁香港富豪的文章,在我看来是非常具有公共面向的文章,也有点类似我们在“剩余价值”时期和《人物》记者安小庆聊到的,娱乐圈的变化浮沉影射了时代特征,而好的娱乐报道是一个时代的田野调查。因此回应之琪,我也认同在承认公共空间缩紧的情况下,在我们能关注的公共议题如此有限的情况下,我们应该着眼于明星新闻中的公共性面向,比如爱情、性和亲密关系。我也十分认同,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不是讨论得太多而是太少。或者说,我们是在讨论,但讨论的方式是表面的、粗浅的、不触及核心的,甚至大部分都是物化女性的、是男权的。比如在罗志祥事件和屈楚萧事件中,我们听到的很多声音都是男性的自我代入和想象意淫——一边想象自己的伴侣纯洁如处女,一边幻想出一个放荡不羁的情人。而女性讨论性自主、讨论SM的声音很容易被淹没其中,甚至发起这样讨论的女性也容易招致污名与谩骂。

02
性解放的虚伪

屈楚萧的私生活引发的讨论之一,就是这类“不承认、不负责”的快餐爱情是否代表了当代亲密关系的某种趋势,是不是一种所谓的“当代爱情”。也有人认为,这样的casual relationship其实意味着爱情的遗落。性解放运动的话语如何影响了我们对自我价值、欲望和亲密关系的认知?

李舒萌:这让我联想到之前和朋友讨论过吴亦凡的历任炮友。当时我们争论的焦点在于,我的朋友觉得吴亦凡是“骗炮”,而我虽然对小G娜能够同情,但又认为当代情爱关系里的权利与义务本就非常模糊,又如何定义“骗”呢?此处并没有否认小G娜感受的意思,只是觉得她的痛苦并不仅仅是渣男的人品造成的。比如,对炮友是不是就不能叫“宝宝”了?是不是说喜欢你就是要从一而终了?此处文化规范过于暧昧,责任判定无从下手。

屈楚萧这个事件里,黎梵的叙述同样流露出这种无法明确期待的痛苦——认为自己被伤害了,但是无法指明对方对此负有的道德责任。舆论也不能对这种道德责任是什么形成共识。有人认为,既然是casual sex就不要谈什么义务吧,可是又明明产生了感情,产生了更加亲密的交换,那么办呢?怪女孩子没有管理好期望值吗?何况,进入关系以后,双方也还是可以随时撤离啊,出轨有时候也是感情发生变化以后无可奈何的事情。我们唯一能够做的是辱骂这些”渣男“无法承担一定的期待,可是合理的期待到底是什么?感情管理是不是一种虚妄呢?当代恋爱文化没有给出答案。我们只能说,姑娘下次找个好人吧。但在当代恋爱文化的构成里,当casual sex和自由选择成为压倒性话语时,当进入和退出关系都不需要承担任何社会性的后果时,希望对方诚实是一种现实的期待吗?诚实是否需要一些社会文化上的条件呢?

黎梵的一字一句在我脑海中萦绕很久。她的语气太真诚了,一个心地温柔的人才能这样坦荡地写出自己在情欲中的载浮载沉。我很佩服她的勇气,甚至还想看她再多写一点。并不是出于窥视的欲望,而是她写出来了许多人经受过却没法下笔的痛苦。一位朋友说,人在感情中的脆弱也不一定是恋爱脑,就是一旦对另一个人产生了依赖,那种亲热的感觉是珍贵的,难以放下。可今日的恋爱文化里并没有描述这种珍贵的话语。我之前提到的Why Love Hurts里也明确谈到,以理性选择和收益最大化支撑的择偶游戏不会珍视脆弱性与义无反顾的爱,反而会觉得“恋爱脑”是一种没有成功进化的表现。但美好的感情本来就是脆弱的,如同生活本身一样难以把握。脆弱就是生命的本质,理性选择什么只是在回避这个艰难的事实罢了。

所以才会引出之后我在微博上的讨论——无论是传统婚姻家庭价值观还是性解放的话语,都有把爱(准确说是忠贞不渝)与性愉悦对立,并借助一方贬低另一方的取向。情感只能够在这两种规范中选择一种,而不遵守任何一种都会被相应的文化规范惩罚。黎梵的经历,放在前一个阵营会被说是咎由自取,放在后一个阵营会被嘲笑玩儿不开,感情中间地带并不能找到很多语言来表述自己。诸如爱一个人但不想结婚,或不想要casual sex但并非因为“贞洁”的缘故,都是很难表述的。如果我不想要casual sex, 是因为我是一个保守的只能够接受婚内忠贞性的人吗?如果我不想要婚姻,就代表我必须通过“玩儿得开”来体现自己在关系中的主动性吗?人的情感有比这更多的可能吧?所谓解放,我觉得有一个重要的部分是能够明确地说出自己想要什么——可以想要爱,也可以不想要爱;可以想要性,也可以不想要性。

当然回归到个体,我觉得,大家还是勇敢一点,男孩女孩们,想爱就去爱了,想去享受身体的愉悦就去享受,想爱什么性别就去爱什么性别,反之亦然。不过,自由地选择并不意味着选项没有代价,而是你可以选择自己要承受什么样的代价。求仁得仁,无怨无悔。

傅适野:舒萌提到casual sex,我想到我曾经写过的一篇文章《从性解放运动到约炮文化:性爱神话笼罩之下,我们真的勇于谈性吗?》,里面提到从上世纪60年代发展至今的性解放运动也包含着一个隐含假设——性(即便是糟糕的性)成为了一种默认的政治正确,性的匮乏和缺失被视为不正常的、偏离正轨的;性解放文化则催生了一种新型愧疚,一种因不够sexually active 而产生的愧疚。

在这种情况下,酝酿于性解放运动、成熟于美国高校文化中的“约炮文化”(hook up culture)中出现了一个吊诡现象,即年轻人都会假设别人比自己有更频繁的性生活,换句话说,sex is highly overrated, but as a symbol, not a practice。在这个过程中,大众文化“功不可没”,在美剧、电影以及色情片等文化消费品中,裸体、casual sex已经成为了必不可少的元素。大部分文化产品倾向于将性解读为一种流于表面的符号,一种烹饪的调味剂,鲜有人问津调味剂本身的成分与味道。在一个消费主义时代,性因此成为快消品和刺激物,不断被商品化和符号化。因此我们会陷入这样的情景,大家看似在谈论性,但由于性的私密性以及个人理解和体验的差异,基于性的分享和交流十分困难,对于性的讨论由此变成一种对空洞符号的探讨。

其实和舒萌说的意思类似,也是我在前一问题的末尾提到的,我们究竟有没有谈论与言说性和亲密关系的语言,不管这种体验是美好的还是糟糕的,是令人喜极而泣的还是痛彻心扉的?我们有没有一种生发于自身的、具有主体性的语言来描述性和亲密关系的复杂幽微,来描述其中的喜悦、痛苦以及太多太多难以决断和难以定义的模糊地带?

我想到一个不恰当的例子,《房思琪的初恋乐园》。说它不恰当是因为它超出了讨论casual sex和性解放运动的范畴,因为书中所写的就是性侵犯,就是性骚扰,就是利用师生权力关系对一个女孩的身体伤害和人格摧残,这是要和双方达成共识的casual sex严格区分开的(当然在罗志祥和屈楚萧的关系中,我也并不认为他们是在践行美国意义上的基于性解放运动文化的casual sex,这个留待后面讨论)。但我想把它用在这里,是因为作为一部文学作品,《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关注女性情感,关于痛苦纠结的敏感内心,关注虽然支离破碎但仍然饱满丰沛的个体,也关注一种虽然有误解但最终达到和解和团结的姐妹情谊。《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两种比喻形式,这也是当年豆瓣一篇很好看的书评《夺回开口的权利,夺回热爱的权利》中提示的问题——书中李国华和房思琪使用的比喻是截然不同的,在前者眼中,房思琪的身体并非完整统一的,而是一个个分离的、破碎的、散落的零件和欲望机器,它们每一个都在彰显着一种性诱惑和性暗示。而房思琪所做的,则是用语言、用文字、用另一种形式的比喻来抵抗这种简单粗暴的物化,虽然这必然伴随着惨烈的自我牺牲。

但正如书中房思琪对遭受家暴的伊纹姐姐说的那样:“书写,就是找回主导权。”不管是房思琪还是林奕含,都在努力通过书写找回主导权,通过书写打破沉默,通过书写重新获得言说的可能,也通过书写审视、重组与修复自身。而当下的问题是,为何只有当女性被侵犯、被骚扰、被撕裂、被摧毁之后写下的文字才能被看到、被正视、被关注?为何只有破碎之后无法缝合和修复的主体性探讨才能引发关注?

03
何为当代爱情

经过了性解放运动的洗礼之后,人们是否真正获得了“恋爱自由”?看似强调自由、平等和主体性的当代爱情是否也存在一些陷阱?父权制之下的性解放是不是一种新形态的性剥削?

叶行君:可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当爱情从传统的家族结构和社会结构中解放出来,其多元性和复杂性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但与此同时,虽然爱情不再附带着一种强势的道德压抑,但父权制的意识仍然以隐性的方式主导着许多性别意识和两性关系,这似乎使得现代爱情走向了某种新的不平衡。

林奕含离世前的访谈让我意识到这个问题,她说胡兰成或李国华这样的人,“强暴或性虐待了别人,自己想一想,还是‘一团和气,亦是好的’。”他们在心里将自己在两性关系中的压迫行为浪漫化、合理化,因为爱情一贯被认为有着不可捉摸、不可限定的本质,与其相关的诸多行为和模式都被想象为爱情冲破各种传统枷锁之后的多元表现方式,是人性的本可能如此,仿佛人的自由就在其中。而在这些关系中遭遇压迫的女性,也很可能会受到这些话语和意识的迷惑,即便身心受创,仍然在许多时刻会承认这种爱情的成立。这种对爱情的承认往往会加深受伤者的痛苦,使她情绪反复、难以抽身离开。诚然,在两性关系中受到不平等对待的不只有女性,但在不平等的关系中,女性所受伤害的惨烈程度往往远高于男性,这一点太过于明显,仅从强奸、家暴和流产中就可以看出。

林奕含敏锐地察觉到“修辞”对这些压迫负有责任,对于一个沉浸于文学世界的人来说,这实在很难承受。进一步想,历史上对修辞的不断建构书写,绝大多数都是由男性完成的,这些修辞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意识、从而影响到许许多多生活于其间的个体?如今,这些修辞不再仅仅通过文字的书写来完成。回想前些年看过的一些所谓“青春校园电影”,里面对于男性凝视的洋洋得意、对意外怀孕打胎的轻描淡写(伤感化是另一种形式的轻描淡写)等等,其中性别意识的缺失令人叹惋。而伴随着近年兴起的直播文化,不断被发明出来的性别相关的“梗”和擦边玩笑,同样是这个时代生成的修辞,尽管在思想和文学的意义上它们太不值一提,但其对大众意识的影响却不容小视。可举的例子实在太多,比如大众对女星和男星出轨的不同评价——对前者会出现许多羞辱式的话语,而对后者却以调侃居多。

经过了性解放,经过现代家庭模式和现代爱情观的建构,爱和性都与人的主体自由取得了很强的关联。但是,看上去被解放了的无拘无束的爱欲,实际上却仍然受到父权意识的各种形式的侵蚀。传统性别结构中显性的外在规则被打破(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但传统中隐性的父权意识却遗留下来。在那些睡粉、开后宫、性骚扰、家暴、性侵幼女等等随处可见的新闻或行业故事中,我们看到的图景不过是一种“父权制下的性解放”,甚至是一种被普遍化了的“新形态的性别剥削”。

如上野千鹤子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中谈到的,“虽然革命承诺了‘解放’,但那只是在利用女性的力量,而结果仅仅实现了‘男性的解放’。”上野老师指出,对父权制的反抗仅仅靠改变男性的态度和意识仍然是不够的,还需要“改变现实的物质基础,即制度与权力结构才能达成”。令人遗憾的是,上野老师在三十年前就已经站在了从改变文化意识向改变物质结构进发的路口,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前者仍然十分匮乏——男性共同体的性别意识之腐朽落后,直接对现实物质基础结构的改变形成了阻碍。

李舒萌:叶行君说得超棒。此外我觉得市场经济也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可疑的角色。“性感”在各种针对女性的营销话语里占据越来越多的篇幅,此类营销强化“性感”了对于新女性的重要性。我觉得这种强调涉及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营销话语里的“性感”内涵总体来说是单一的,终归是关于身体的塑造,而且这种身体塑造的规范是市场来确定的。第二个问题是,即使性感可以拓展出不同的内涵,我们也还是可以问,为什么性感被视为如此重要的特质,我有权利不性感吗?

当然,“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无论是自己还是亲密关系的伴侣,谁不想要美好的身体呢。对此我想回应两点:其一,美的标准本来就是社会化的,例如欧美妆容和日系妆容的区别就是一个最直白的例子,我们对美的理解深受社会规范的影响;其二,我不觉得女性能够“购买”性感或者美丽是一种解放,如果美和性感的标准是单一的,而且对小众表达的态度是压制性的,那么不过是以市场压制代替了父权压制。更不消说,当性感以购买力为基础,就意味着性感并不是每个女性都可以拥有的经验,这种解放是以阶级为基础的,也就是说,有相当的女性无法得到所谓的“解放”。我完全不觉得女性真的可以通过消费取得性的主导权,买买买爽一爽就罢了。

在我的个人理解中,真正的解放是女性个体可以主导对性感受和性经验的表达,她可以享受性感,也可以是性冷淡,她可以很在乎性体验,但也可以觉得这根本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性解放是让女性的性表达不再是一种禁忌,是拓宽表达的阈值,这与将“性感”视为性表达的核心是完全不同甚至针锋相对的。

04
“诚实”背后的新旧道德

在亲密关系中要求“忠诚”已经过时了吗?“忠诚”是一种对自由的反动吗?在对亲密关系的讨论中,应该怎样把握宏观结构和个体经验之间的关系?前者会遮蔽甚至绑架后者吗?个体经验的书写在其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张之琪:我觉得怎么定义“骗”,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注意到很多声讨罗志祥的网友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想要开放式关系不是不可以啊,直说就好了,但骗人不对。”又或者,当伴侣“出轨”的时候,很多人会说我不是不能接受Ta爱上别人,我不能接受的是Ta欺骗我。这里面反映出的一种道德倾向似乎是,在诚实(honesty)和忠诚(loyalty)之间,前者的价值是更加永恒的、不可撼动的。无论性怎么解放,无论婚姻和亲密关系的模式如何变迁,对诚实的要求似乎永不过时。

与此相对地,正如舒萌所说,在性自由和casual sex成为压倒性话语的今天,对于忠诚的要求是不是已经过时了?以忠贞不渝为核心的浪漫爱是不是已经过时了?以至于它需要躲在“诚实”的掩护之下获得某种正当性。

我觉得首先要澄清一个误区,很多人将忠诚理解为一种旧道德,甚至将其与旧社会的节烈观混为一谈。但事实上,“忠诚”以及一种建立在忠诚和奉献(devotion)之上的爱情,是随着近代中国反封建的思想解放运动兴起的。冲破封建包办婚姻的爱情是一股革命的力量,它让女性(以及男性)走出家庭,在自主选择的前提下与另一个主体结成一种平等的、互相尊重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社会诞生的起点,是社会的最小单元。而正是在这种关系中,人获得了一种新的主体性,Ta不再被一种主体间性所定义,不再依附于一个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网络而存在,Ta作为一个个体的意义,第一次优先于Ta作为某人的儿子、某人的妻子、某族的后人的意义。甚至现代的“爱国”这个概念,对于一个民族国家的忠诚和奉献,都是从这种所谓的“小爱”和“浪漫爱”中延伸出来的。

但不可否认的是,忠诚虽然不是旧道德,但也的确不新了。在欧美社会——正如适野在上文所提到的——上世纪60年代末兴起的性解放运动极大程度上解构了忠诚,但与性解放运动同时发生的,是第二波女权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和同性恋平权运动,其共同的目标是反对男性对于女性的性支配、挑战异性恋(异性恋婚姻)的霸权,或者更简单地说,是反对父权制。“性解放”是在这样的时代底色上发生的。

然而中国并没有经历这一过程。上世纪80年代,在新一轮启蒙思潮的语境下,或许有过短暂地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禁欲文化的反叛,但这一私领域的革命(如果能称得上是革命的话)很快就被纳入到一种商品社会的逻辑之中。借用上野千鹤子的话说,对于女性来说,这是一种“被倒戈的革命”,以解放“人”为目标的革命,最终只是借助女性的力量,解放了男人。而随着计划经济下的男女平等被市场打破,社会财富开始大规模向男性转移,男性的“性解放”意味着女性沦为了“性资源”“性商品”——市场非但没能解放女性,反而将她们置于阶级和性别的双重压迫之下。

在这一背景下,我完全能理解“忠诚”作为一种看起来有些过时的道德在今天的意义。对于婚姻中的女性来说,它具有了某种经济属性,这回到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对于婚姻的理解,即家庭中男性对女性的压迫是阶级压迫的一种形式,女性在再生产环节中的付出和劳动得不到市场的承认和回报,对于忠诚的要求,就成为了女性对抗婚姻中经济风险的一种手段。而对于婚姻之外的女性来说,“忠诚”也是她们反抗父权制下男性对女性的性剥削的一种话语——除了“渣男”之外,我们还有什么语言,可以用来声讨那些倚仗自己的金钱和权势玩弄、侮辱女性,实行一种事实上的多妻制,做着封建皇帝的春秋大梦的男性呢?

另一方面,我也能够理解为什么对于忠诚的要求,好像并不是那么理直气壮,甚至被认为是一种对自由的反动。但问题在于,这自由是不平衡的自由,女性某种程度上被裹挟着接受了一种关于自由的“政治正确”,如果不能接受,就被扣上“落后”“陈腐”“刻板”的帽子,不仅被男性,也是被其他女性同胞(想想德纳芙反对MeToo运动的公开信),这就是上野千鹤子所批判的“现代主义女权主义者的进步史观”。与此同时,热情拥抱、鼓吹这种自由的男性,无非就是从中找到了最正当的借口,借以为一种真正的旧道德复辟,让它的幽灵在新自由主义的物质现实中回魂。

傅适野:我不认为罗志祥和屈楚萧是在亲密关系中在践行基于性解放运动的casual sex,从周扬青微博公布的信息(罗志祥和兄弟们喜欢进行“多人运动”,且对女性极不尊重)、目前曝光的有关屈楚萧的聊天记录来看,我更倾向于认为,他们所谓的“开放关系”只是披着性解放外衣的男性共同体娱乐,是打着先进旗号的多妻制幽灵,是以开放之名行封建保守之事。黎梵微博中的一段话引起了我的极度不适,说的是屈楚萧让她“录自己扇自己的视频,或者说我不听话就让我舔马桶盖,把我关笼子”。我的第一反应是有关N号房间的描述,把女性当做母狗,也想到狗粉丝对于饭圈女孩的描述。从上述种种言论和行为中,丝毫看不到他们将女性视为独立平等个体的尊重。SM在这个语境下是一种虚伪的幌子,这个幌子具有迷惑性,尤其是考虑到黎梵15岁就去了美国读书——她和屈楚萧所处社会文化语境的不同和错位也十分值得研究——有一种我以为是践行性解放、而你只是在实行封建多妻制的荒诞错位感。

讨论罗志祥和屈楚萧的亲密关系模式究竟是性解放还是多妻制幽灵,其实是讨论两种结构性的制度或者风潮如何在个体的微观互动中显现,也就是探讨宏观语境、议程与运动和微观情景、互动与交流之间存在的持续张力,而这种张力不管是在美国(从性解放运动、第二波女权主义浪潮到盛行于高校中的hook up culture)还是在中国(之琪在上一题的回复中已经做了很好的梳理,即经历过从封建之爱到浪漫爱再到商品社会中女性的再度被压迫)都一直存在。正是这种存在构成了无数的模糊地带,也引发了诸多争议。而在父权制尚未被颠覆(美国)甚至是撼动(中国)的框架和结构下处理这些模糊与争议,意味着警惕以自由和解放为借口展开的、对于女性的嘲讽,以及男性对旧道德的复辟(比如将女权说成极端女权,其实是一种对于平权的绞杀和为维持男女不平等所做的努力,因为女性一旦觉醒,一旦开始倡导男女平权,作为既得利益者的男性必将失势),这两点在之琪和舒萌上面的回应中都有体现。同时我们也应该警惕另一种说法,即你选择了这样的生活方式,你选择了这样的亲密关系,你选择了约炮文化,你选择了SM,那么你就必须承担相应的风险。这种自己对自己负责的新自由主义表述固然有其迷惑性,似乎也暗合了女性独立自主不再依附于男性做决定的主张,但在一个大的结构和制度仍然极度不平等、对于女性极度不友好的环境中,这种说法也有可能让女性暴露在更大的风险中。

回到刚才探讨的张力,认识到这种张力,意味着认识到个体经验的复杂性和微妙性,意味着不用一种宏观结构、一种政治正确的风潮去评判、去压倒甚至去绑架个体经验。我想到Joan Didion在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进行地如火如荼之时为《纽约时报》撰写的评论文章《女权运动》中的一个观察。Didion对这一运动持保留态度的原因之一是,她认为在这种女性都是受害者的叙事下,女性在现实面前毫无准备,以至于她们牢牢抓住女性主义运动,并将其作为否认现实的一种基本原理。月经期间短暂的恐惧和失落基本从未发生过,此前我们以为它存在是因为男性沙文主义精神科医生这样告诉我们;女性在堕胎后无需做噩梦,此前她只是被告知她应该如此。女性所有关于何为女性的切实恐惧,那些无法调和的困难,那种在水下度过的最深刻的生活,那种和血液和生育和死亡最黑暗的联结,如今通通被宣告无效、毫无必要,以及从未被感知。

Joan Didion对于激进运动否定了某些具身性经验的这一观察相当敏锐,在当下也仍然存在。实际上,在最近大火的美剧《美国夫人》中我们也能看到,在当时的风潮下,参与激进女权主义运动的女性似乎被赋予了一种标准化的形象——独立、自主、不依赖男性和婚姻,而如果你支持堕胎合法化,你曾经的挣扎只能变成内心深处最为私密和隐蔽的痛苦(想想Gloria在男朋友暗示想要结婚时的犹疑,以及她回想起自己打胎经历的痛苦,她无法与自己的“战友”倾诉,因为她可能会被认为是软弱的、是不合格的女权主义者)。但如何认定月经、怀孕、堕胎这种与女性身体密切相关的经验是百分百的建构呢?这些都是真切的疼痛、是一个母亲和一个孩子之间基于身体和情感的联结,是任何运动任何议程任何结构都无法消解也无权宣告无效的。

因此我们要关注这些具身性的个体经验与叙述,就像我们关注黎梵的叙述、林奕含的叙述、李星星的叙述,她们找到了自己的语言来表述个体经验(虽然很多是痛苦不堪的,是用自我的牺牲和祭献换来的),这本身就值得被肯定、被铭记和被赞颂。

05
政治正确是所有艺术的敌人吗

日前,陈冲在接受《今天》杂志采访时谈到,“政治正确是所有艺术的敌人。”在中文互联网上又激起了一波反政治正确的狂欢。政治正确和艺术的关系是怎样的?在中美两国的不同语境下,政治正确的意涵又有何不同?

叶行君:从观念史溯源,大体上这是浪漫主义发展到今天的一种艺术观。据伯林的总结,浪漫主义在理论层面最初是对启蒙的理性主义的一种反对。在理性主义居于主导地位的年代,人们相信在各领域都存在着尚未达到的真理(正确),人类可以凭理性的发展去不断趋近于它(这大体上仍然是现代科学的信念)。

但在浪漫主义的视角,这种认识一方面存在“理性的僭越”,即过于高估人类理性的能力、低估人的有限性;另一方面是对复杂世界的过于简化的理解,可能导向一种单调的权威。因此浪漫主义强调个体幽微体验的价值,强调对难以准确言说的复杂生活的各种形式的呈现,因此它当然不能束缚于任何一种“正确”之下,即便这种理念本身在观念内部被认为是“正确”的。其后艺术学理论的争鸣,或许可以说大体都与这两种原则框架相关联吧。

从艺术的丰富发展对人性探索的价值来看,我是认同这个观点的。就从流行作品中的爱情探讨来说,《过把瘾》里男女主角的“作”,陈奕迅的歌曲《防不胜防》里与《重庆森林》相对应的频繁潜入暗恋对象家中,当然都不是某种“好”的指导,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危险动作不宜模仿”的,但这些作品中呈现出的某些幽微的人生困境,以及人在面对这些困境时以真挚的情感体验驱动而走出的诸多可能性,却展示出一些人性真实的复杂面向并使人触动共鸣。意识流的诸多作品更是如此。

但是,艺术是否可能与“政治正确”完全无涉呢?至少在某种意义上,绝对的“反政治正确”也可能会成为另一种“政治正确”。而如果否定了所有的“正确”和对“正确”的追求,就不免陷入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泥沼,甚至退回到某种凭动物本能和情绪来行事的世界。

又想起在许多书里都会提到的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对比,陀翁开创的复调写作让笔下所有人物表达出各自的“偏见”,而作者的声音尽可能隐匿;托尔斯泰则较为热衷于传达作者直接的(正确)观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不仅展示和揭露恶,同时也去内在地理解恶,某种意义上是以对恶的内在理解去揭露恶的无价值。当然,这条道路是更危险的,它只属于真正自由和勇敢的人。相比而言,托尔斯泰的文学由一种“正确”的观念统摄,便更受到教科书的青睐。

如同许多复杂的问题一样,可能“政治正确”与“反政治正确”也不是非此即彼的选位关系。从艺术发展的角度,很多人会认同“反政治正确”,但这种认同可能是建立在“有政治正确”的基础之上。

浪漫主义如果不是建立于其反对的理性主义的根基之上,恐怕便会因其支离破碎而失去力量。浪漫主义出于对理性主义的反对,却终于与理性主义一同成为了启蒙的内容,而它们的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如伯林所指出的,是都相信“美德最终在于知识”。

回到陈冲的访谈,我感到她主要表达的是艺术理想中的去政治化,以及艺术应当不受任何限制的对自由和真实的追求,这正是许多艺术家对艺术的态度。或许对那句话更准确的理解并非“反政治正确”,而是“反艺术政治化”。而在某种文化中,所谓“反政治正确”的真实意涵其实是反某一种政治正确而支持另一种政治正确,这种反对并非是浪漫主义传统下对理性统摄地位的反对,而只是粗糙的对立情绪中对话语的错位借用——这大概与陈冲的本意相差万里。

张之琪:陈冲的这篇访谈,有很多地方我都蛮喜欢的,当然也有一些地方是有争议的,争议背后又有很多更深层的问题可以挖掘。

比如有一个问题是问她艺术电影应该关注现实还是关注内心,关注现实是不是会回到现实主义的老路。她回答说,对于艺术创作来说,在社会与个人之间,永远是以个人为先、为主,因为独立和诚实是创作必要的前提。记者继续问,艺术家是否承担着为小众群体发声的责任。陈冲说,不是艺术家有这个责任,而是他要发自内心地想做这件事。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体现了她基本的艺术观,即认为艺术源自于个体的某种内在冲动,它不应该、也不能被任何外在的目标、责任所召唤和引导出来。但事实上,她并没有把社会和个人完全对立起来,她认为艺术家对现实的关注,要经过一个内化的过程,艺术所要表达的是这个内化的过程以及从中产生的感受,而不是议题本身。

后来记者又提到了奥斯卡越来越无聊的问题,陈冲在回答中说出了后来广为流传的金句:“任何一种政治正确,都是艺术的敌人。”但如果仔细读她完整的回答,我们就会发现,她所批评的“政治正确”指的是一种艺术创作中的“配额制”倾向,也就是她所说的“公式电影”,即为了满足作品在种族、性别、性向等维度上的多样性,生硬地插入一些符号化的人物。创作者并非对他们特殊的文化、境遇有充分的了解和书写的欲望,而是想要利用他们在评奖中博取政治筹码,在市场上制造话题热度。

这一讨论的前提是,在美国,少数族裔、女性和性少数在银幕上始终是underrepresented的群体。这意味着,如果你是一个黑人小女孩,你从小到大在电影中看到一个自己能产生认同的故事或人物的机会,远远小于一个白人小男孩;也意味着,如果你是一个热爱表演的黑人女性,你能得到的工作机会,远远小于一个白人男性。这是不是电影的问题呢?当然是。或许如陈冲所言,这不是创作者个体的责任,但至少是研究者和评论者的责任,是整个行业的责任。进一步说,电影不仅是艺术,也是一种大众文化的消费品、一个工业,其中的意识形态问题、劳动问题都是客观存在、无法回避的。

陈冲在采访中没有谈到underrepresentation的问题,她谈到的是同样重要的misrepresentation的问题,这或许是更贴近创作者的问题,是她从创作者角度的反思。但当这句话被从美国的语境中拎出来,反而在中国的舆论场上引发了“反政治正确”的狂欢。中国没有“配额制”,没有“政治正确”的矫枉过正,或者说就根本没有一种西方意义上的“政治正确”吧。我能想到的与美国的“配额制”有一丝可比性的场景,就是春晚吧。比如一定要找两岸四地的四位歌手合唱一首歌,一定要有一个少数民族大联欢节目,它满足的是一种中国式的“政治正确”:团结统一,其乐融融。而要以美国式的“政治正确”为标准,这些节目合不合格可能很难说。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那就是作为一位生活在美国的亚裔女性,陈冲批评政治正确这个行为本身,就是政治正确的,不知道她自己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李舒萌: 关于政治正确还想多说两句。首先,我认为不存在普遍地谈论政治正确的方式。陈冲所说的话很有必要放在美国的政治语境里去理解,中国的例子与之相比就像拿苹果和橘子比较,也就是根本没有可比性。

再来讲美国的政治正确。川普当选以后可以说破除了所有政治正确的界限,所以也迎来了自由左派(the liberals) 的强烈攻击。作为留学生,我感谢政治正确的存在(在大学里尤其如此) 为我带来的庇护;另一方面,我也认为现在人们使用政治正确的方式存在一种倾向——将身份正义等同于一切正义,至少是最高的正义。Identity politics 因50年代民权运动而起,是美国政治正确的核心。发展到今日,似乎成为唯一被关心的关乎正义的话语框架。无论你想讨论种族歧视、性别歧视还是移民政策歧视,都要被转化成“identity”(身份认同)的问题才能被注意到——种族歧视是关于racial identity,性别平等是关于gender identity,移民是关乎cultural Identity等等。这种归纳一切形式不平等的方式是如此具有压倒性,以致于我认为这种倾向局限了对于正义的讨论。例如,再微小的人际纷争也可以被扔到“身份政治”这个框里,甚至一个院系中同学之间的小矛盾也可以被上升到identity politics的程度。当所有的矛盾都可以被“身份政治化”时,不禁使人怀疑这些矛盾到底是不是关于身份?是否有哗众取宠之嫌呢?当“身份” 变成了一个无所不能的解释,它作为一个帮助把握现实的概念的力量是否被稀释了呢?

这里有一个值得警惕的问题是,政治正确与美国的自由主义市场传统深刻关联,但不受限制的自由市场也是造成过去二十年美国国内不平等加剧的动力。Trouble with Diversity: How We Learned to Love Identity and Ignore Inequality一书谈到,把各种形式的不平等与族群身份联系起来的归因方式,根植于美国自由主义的传统——即认为自由市场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根本性机制,只有市场生产的不平等才是“合理”的不平等,而基于其他因素产生(例如性别,种族)产生的不平等则必须被消除。然而,已经有许多研究指出,今日美国不同族群的机会不平等恰恰是种族歧视与市场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生活机遇不仅和肤色相关,也和个体在市场上的购买力紧密联系。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歧视政策剥夺了少数族裔的生活机遇,使他们更可能陷入贫困,而贫困又会进一步强化与族群刻板印象相关的负面行为,因而形成贫困-歧视-贫困的恶性循环,这不是只依靠身份政治就能解决的问题。只强调政治正确回避了问题的另一面。在美国当今的政策与舆论环境中,对经济不平等的讨论仍然经常会触及到禁忌议题,诸如如何看待社会主义,以及欧洲高福利国家的经验等等。

川普能够破除政治正确百无禁忌,一部分原因是他直白地允诺了低收入阶层(无论肤色)向上流动的机会(无论他是否兑现),直面全球化带来的就业流失等问题。而民主党顾虑于政治正确所基于的价值,在这些问题上迟迟无法给出确凿回应,移民问题就是一例。在接受2011年Jacobin杂志的采访时(Let Them Eat Diversity: An interview with Walter Benn Michaels),Michaels就指出,Liberals认为自己反对移民歧视就是反对不平等,但经济学其实早就提出歧视会阻碍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参见Gary Becker 的著作 The Economics of Discrimination), 自由市场的理想也是反歧视的,支持全球劳动力自由流动正中自由市场下怀,不可能有谁提出“关闭边境”。如今将近十年过去,边境墙建起来了,移民受到限制,Affirmative Action成为川普当选后最具争议的议题之一,都表明经济不平衡已经演化到逼迫肤浅的政治正确退让的地步。我们到底需不需要政治正确?这在我看来是一个伪问题。重要的是,什么样的政治正确能够回应社会不平等?

张之琪:“对于政治正确的强调回避了经济不平等”,太同意了!用“身份政治”替代“阶级政治”的确在很多议题上模糊了焦点,这也许才是政治正确真正的“虚伪”之处吧,它的“虚伪”并不在于每个人都在说着自己并不相信的话,而是每个人都看得到房间里的大象,但却在大声谈论着一些没那么重要的东西。

我想到之前跟我们的朋友伍勤的一次聊天。她讲到几年前,国航在分发给中国游客的一个旅行手册里面,专门提到了伦敦几个少数族裔社区的治安情况,并提醒游客注意安全。当时引发了一个小小的风波,很多人出来指责国航这样的做法是很不“政治正确”的。伍勤认为,只要在伦敦生活过的人都知道,伦敦的城市空间是高度阶级化的,从一个人在哪一站地铁上车,就能判断出其大致阶级,而国航的旅行手册中标注出的这几个社区,就是伦敦最为贫穷的几个社区。但在批评和抵制这个手册之余,没有人关心究竟怎样才能改善居住在这几个社区的少数族裔的生活状况,人们在意的似乎只是“你不能这样白纸黑字地写出来”。

06
“身为女性”内涵的时代变迁

陈冲在采访里也谈到了她对一些性别议题的看法。作为一位60后的女性,她作为女性的经验和80后、90后的女性有何不同?今天又要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的遗产?

张之琪:关于这个访谈,我还想多说两句。陈冲后面还谈到了性别的问题。她说如今回头看,剧组里只有服装、化妆、会计这几个职位上有女性,但她不太会去想这个问题。她分析自己对性别问题的“无感”源于特殊的成长环境,自己年轻的时候男女都一样,都是革命战士。她对这种社会主义的男女平权实践的评价是“也好也不好”——好的部分是这使她没有太多性别问题的包袱,很少从性别角度审视自己。她后面又说,女性比男性强大的地方在于母性和慈悲,女性的情感世界也更加细腻,这当然是比较私人的观察,但可以看出她对一种“女性特质”的强调,而她们这一代成长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女性所经历的,正是对这种“女性特质”的压抑。

她在性别议题上的态度显然与今天的很多女性(包括我)不同,我自己读下来的感觉是既羡慕又遗憾。我同时也感到,对于我们和我们的母亲两代人来说,作为女性的处境和意义是如此不同,这其中涉及到一个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的遗产的问题,这一问题至今仍有许多争议,对它的评价和反思也深深影响着今天中国的女权理论和实践版图。

例如主流的叙事认为社会主义的妇女解放主要集中在“生产”的领域,而没有深入到“再生产”的领域,国家在竭力将女性重塑为“劳动者”,在生产中实施“同工同酬”(即便贺萧的研究说明,在具体的公社实践中,并没有做到完全的同工同酬)的同时,却对女性所承担的无偿的家务劳动视而不见,这使得在社会上“能顶半边天”的女性,回到家中还要担起家务的“整片天”。这也是上野千鹤子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一书中谈到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生产主义”倾向,对于不能产生交换价值的家务劳动有一种理论上的轻视。

当然,为了减轻女性的家务负担,国家也采取了很多措施。例如贺萧在《记忆的性别》一书中提到的“大跃进”期间人民公社的“五化”实践:食堂化,缝纫化,产院化,托儿化,磨面加工化。但很多人认为,家务(包括育儿)的公共化“本质上并不是男女平等的政策,而是一种为了动员女性劳动力的劳动政策”,因为它只是减轻了女性的负担,并没有让男性也参与其中(上野千鹤子)。

在个人层面,育儿的公共化也使得很多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女性(也就是我妈妈和陈冲这代人)感到与母亲关系的疏离,她们对于童年的记忆很多是关于托儿所的,甚至有的小孩一周才能回家和父母见一面。我妈妈就经常讲起姥姥年轻的时候“光顾着干革命”,没时间也没心思顾家、关心孩子,对孩子的教育也总是缺乏耐心。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妇女解放无疑是自上而下,以国家暴力的形式实现的,是想解放也得解放,不想解放也得解放,个体在其中是没有什么选择的空间的。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家从私人领域的逐渐退场,个体重新获得了选择的权利,但同时由于社会主义构想在全球范围内的破产,事实上我们也不再拥有任何的替代选项了。

在《使女的故事》里,女主角June到了基列国才理解了母亲那一代人在女权议题上的激进,我也经常在思考我们和我们的母亲、我们的祖母这三代人,在起伏的时代浪潮中,对于“身为女性”这件事的理念和经验究竟有怎样的不同。想到戴锦华在有关“多妻制的幽灵”那篇采访中,说在自己年轻的时候,结婚生小孩的人会觉得有点愧疚,觉得有义务跟朋友交代一下、解释一下,而今天,我们又回到了单身和丁克的女性需要对全世界有个交代的时代。

母亲节那天,我发微博说好想发起一个“我妈妈也是女权主义者”的tag,下面有两条留言让我印象最深刻:一个人说,“妈妈牺牲了她的一部分生活给了我可以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的权利,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无数妈妈对女儿的爱推动了女性独立自由的进程”;另一个人说,“希望我女儿以后能用到这个tag”。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吧。但令人感到无限温暖和欣慰的是,作为女儿我们能理解母亲的选择,而作为未来的母亲,我们对自己(可能的)女儿,也有着最美好的期许,以及为实现这种期许而努力的勇气。

傅适野:大家说的都非常好,我真的一个字也写不动了,下课!

冷建国:Finally.

References

书:
Why Love Hurts, Eva Illouz.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林奕含 著
《心灵革命 : 现代中国的爱情谱系》[美]李海燕 著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日]上野千鹤子 著
Trouble with Diversity: How We Learned to Love Identity and Ignore Inequality, Walter Michaels.
The Economics of Discrimination, Gary Becker.
《记忆的性别》,[美]贺萧 著
《使女的故事》,[加拿大]阿特伍德 著

文章:
《从性解放运动到约炮文化:性爱神话笼罩之下,我们真的勇于谈性吗?》
《夺回开口的权利,夺回热爱的权利》
https://m.sohu.com/sa/142926253_641855)
The Women’s Movement by Joan Didion
https://www.nytimes.com/1972/07/30/archives/the-womens-movement-women.html)
《陈冲访谈:我情愿去看不完美的尝试》
Let Them Eat Diversity: An interview with Walter Benn Michaels
https://jacobinmag.com/2011/01/let-them-eat-diversity)
《戴锦华:当下的性别想象中,深刻地存在着“多妻制”幽灵》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09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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